“另类史实”：宫廷政治中的明争暗斗
郑著的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作者打开了“失败者”看历史的逆向视域，提供了不少对官方的中心叙事具有颠覆性的“另类史实”，从而展示了一种新的观照文革中中共高层争斗的史观。对此，作者借原王洪文政治秘书，张春桥的知音之一的萧木之口说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和他们（这里指张春桥、周恩来、华国锋等——本文作者注）距离比较近，在我眼里没有坏人，但他们都是悲剧人物。”（页713）中共上层宫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兴衰而无正邪、有成败而无是非、无论哪一方都不干净。而一直占据“好人”的历史大义的“四人帮”的反对派，在权争的手段伎俩上有时远比他们要反对的一方更阴险狡诈一些。
林彪事件以后，张春桥、江青等文革派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元老派处于对垒状态。毛泽东出于制衡他手下的权力体系的需要，其实对两个宗派都是有批评的。除了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外，1975年1月，毛泽东提议张春桥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遭到周、叶、李的联合反对，毛就批评他们说：“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还批评叶剑英不要搞“广东帮”（页679－780）由此可见，“帮”一词在毛泽东口里不过是对党内派系活动一种揶揄式的评语而已，把毛泽东对张春桥等人“同志式”的批评上升为“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使人比较震惊的还有郑著所揭露的周恩来为打倒政治对手所搞得工于心计的活动。（页670－671,850－853）因为毛泽东对张的格外器重，使张有可能接周死后的总理的班，周恩来便开始对他进行种种打击，主要是在历史问题上硬把张说成是“叛徒”。说张春桥是“叛徒”的所谓材料来自林彪军人集团成员邱会作支持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旗”。邱会作和张春桥之间有很大的个人恩怨。张在运动初期支持“红旗”的对立派“红纵”造了邱会作的反，邱为了报复便支持（或指使）“红旗”炮打张春桥和搞他的材料。周恩来听说了此事，便暗示邱让“红旗”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把这些材料寄给自己，再转给毛泽东。[13]周这么做一来撇清了自己和林彪集团一起搞张“黑材料”的嫌疑，二来又以文革中流行的“群众揭发”包装了自己整政治对手的真实用心。
其实，张春桥在历史上从没有被捕过，“叛徒”一说实为为子虚乌有。笔者在上海文革中亲身参加了炮打张春桥的活动，也见闻过“红旗”等组织搞的张的“叛徒”材料。平心而论，实在都是一些捕风作影和道听途说的东西。比如，其中有一传说是张春桥1940年间在国民党的南京的江苏反省院写过“自首书”和“反共启示”，其实那时张已经去了延安，又如何能在南京写“自首书”呢？以周恩来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一贯为人称道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应当不难一眼看透那些明摆着的破绽。何况他本人就有过这样的遭人诬陷的“历史问题”。1967年5月，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旧报纸中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而“伍豪”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化名之一。此事源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诬陷。但闹到江青和毛泽东那里以后，周恩来立刻做了多次反驳，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便是：在这一《启示》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出的1932年2月，他已经人在江西中央苏区了。[14]比较周、张这两个为人诬陷的案件，应当说张案更容易令人一眼穿透，因为连一份类似周的书面《启示》都不存在。奇怪的是：周恩来竟死死地抓住张所谓的“叛徒”问题不放，明明暗暗地打击张春桥。1973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上海，邓颖超特地拜访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几乎所有的新老干部的家，却有意不去张春桥家。还公开地扬言：“只有一家没有去。不去的原因，你们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页861）这显然是暗示张春桥太太文静的历史问题和张的“叛徒问题”。[15]1974年12月，周恩来还在他最后一次见到毛谈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当面提出张的“历史问题”，以阻止张可能当总理。[16]除此以外，周还把这些从来未经证实的问题不负责任地扩散。1973年4月9日，周恩来非常肯定地对来看望他邓小平夫妇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17]而当时的邓小平还在被审查之中。周恩来作为一个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受诬陷的受害者，对另一个受害者张春桥却不断地用别人迫害他的方法加害。这实在是很能说明中共的宫廷政治的经典特质：无原则的暗算、阴谋、攻讦。
或许，郑著所披露的叶剑英对王洪文的暗算更能引发经久的震撼。在1973年7月的十大上，毛泽东决定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在当时的政治局里，元老派挺王最力的是周恩来和叶剑英。王洪文当时被毛调到中央学习各方面的理论、方法和经验。但是叶剑英却老是邀请王洪文到中南海钓鱼，去郊外打猎，还在军委所在地拨给王一套高规格的楼房。平时叶常邀请王赴宴。王为得到元老派的支持无法推辞，叶却常常指令部下用茅台酒把王灌醉。（页719）对这些，张春桥虽然也设法劝阻王洪文“不要上这些人的当”，但王并不听劝。令王洪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叶在他背后又把他的林林种种表现都向毛作了汇报，造成王是一个不堪培养的纨绔印象，以致毛失望地感叹说：“钓鱼台无鱼可钓”。（页792）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后来又都出现在华、叶中央列举“四人帮”罪证的文件里，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罪证”，证明他“大量贪污盗窃、侵吞挥霍国家资财。”[18]叶剑英这么做可谓一箭三雕。其一，使王对他感激涕零。如果王洪文接班成功，他便有从龙之功。其二，拉拢王洪文，分化他和其他文革派——如张春桥、江青的关系。最后，在毛那里破坏王的名誉，使毛对他选的接班人失望。对于曾被叶剑英玩弄于股掌之中，王洪文被抓以后有过锥心的懊悔，曾在秦城监狱里对着张春桥的囚室窗口大叫：“我错了！”（页798）
郑著还揭示了中共宫廷政治的另一个特质：持续不断的内斗。周恩来逝世以后，华国锋被毛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以华为代表务实派和以张为代表的务虚派又发生了矛盾，结果竟在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发生了1976年10月6日的宫廷政变。华国锋联合叶剑英等元老派动用军队一举抓捕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按官方长期以来的说法，这是因为张春桥等人搞阴谋诡计，要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对此，郑著有截然相反的看法。首先，根据郑著对大量史料的调查梳理，张春桥和王洪文对于毛泽东最后选择华国锋作为第一副主席都是“完全拥护，保证支持”的。[19]尤其是张春桥，如果他要在华和王之间做一个选择，甚至可能还是会选华国锋。[20]本来华、张、王三驾马车还是可以稳定地运行几年的。只是“华国锋太急于想‘独掌乾坤’了，结果后来自己也没有好下场。”（页767）其次，无论是华国锋、叶剑英，还是汪东兴在实施十月政变时都说过的“四人帮”已经在布置搞“武装政变”了，他们必须“先下手为强”。郑著在经过详细的考证后，说明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过是一种为打倒政敌制造的倒打一耙的借口。对此，现在的文革研究界也逐渐有了一定的共识。[21]最后，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中徐景贤有关张下令武装政变的证词其实是一种“伪证”。[22]其原因是在徐被监禁期间，华国锋通过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赵苍璧派人告诉徐：只要承认张春桥给上海下过武装叛乱的指令，徐就可以免于起诉和处分。为此，徐做了假证。（页790）
有关华国锋发动政变的必然性，郑著借萧木之口有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分析：
帝王制度的本质是皇权由一人独擅，不准旁人分享，不容许有不同政见，更不能容忍出现派别。历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废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继位，他们的命运几乎全都是一个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时间略有先后。此类实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大堆。不过华国锋根本用不着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也即继位，便可以无师自通。道理很简单：左边一个是曾经有可能入选的接班人张春桥，右边一个是已经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华国锋坐在这用一个位置上心里能踏实吗？于是这位原来曾经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么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泽东一去世，便与功臣派联起手来，发动了一场称之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十·六政变”。（页880）
这一体制性的分析是耐人寻味的，它至少证明了中共的接班人制度从没有跳出过封建王朝黑暗的宫廷政治的怪圈。
接受理论：误读误解引发的政治风波
在谈到1974－1976年间的政治事件时，郑著对它们作出了非常实事求是但又引人深思的解读。当时，群众对张春桥、姚文元掌握的宣传部门非常不满，认定他们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利用梁效、罗思鼎等写作组写了不少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为“现代大儒”、“批宰相”和“批折衷主义”的文章。（页586－588）此外，愤怒的读者还认为：1976年在周过世后，张还继续指令《文汇报》发表暗批周恩来的文章。其结果是引发了全国性的群众抗议，成为爆发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页725－728）
确实，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直接领导的梁效写作组写了《孔丘其人》等文章。上海市委写作组也不甘落后，先后发表的文章有：署名康立的《汉代一场儒法大辩论——读盐铁论札记》和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等等。《孔丘其人》中有这样描写孔子的句子：“71岁重病在床的时候”，“还挣扎着爬起来，端着一只胳膊，摇摇晃晃地走去见昏君”。（页586）这在当时被不少细心的读者认定是影射周恩来。但后来据该文的作者范达人说明：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此文是江青经毛泽东同意才写的，而且还经周恩来看过才发表。[23]至于上海写作组那几篇文章，据郑著的调查：文章的组织者朱永嘉坚决否认和张春桥有任何关系。这些文章也曾被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但最后都否定了朱的利用批林批孔或批邓来“批判周恩来”的罪名。
周恩来逝世后上海《文汇报》还有过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三·五”和“三·二五”的报导：1976年3月5日，《文汇报》夜班编辑在编排一篇新华社关于部队学雷锋的电讯稿。因为已经拼好的版面篇幅关系，便删去了包含周恩来题词内容（并非题词本身）的段落。时值周病逝不久，这一正常的编辑工作便被细心的读者愤怒地指责为“反对周恩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25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上海仪表局通讯员对该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文中有一句“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按该基层通讯员的解释，“党内那个走资派”是指当时受批判的邓小平，后者是指周荣鑫和胡耀邦等。但愤怒的读者并不这么理解，他们认为前者是影射周恩来，后者才是指邓小平，于是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南京的群众还在上海和北方之间的来往列车上刷上“《文汇报》的文章是反党夺权的信号，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把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张春桥揪出来示众！”（页727）当时中共为平息这一全国性的风潮，经毛泽东圈阅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指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24]郑著也指出：尽管这两个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都是中央专案组的清查重点，但事与愿违，他们最后也只能得出其中实际上不存在反周阴谋，相反只是读者的误读误解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