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每人只有一床薄棉被，一床小棉褥子，一件棉大衣，还有一块方雨布，根本经受不住高山严寒的侵袭。
第一次露天宿营，随军摄影记者史云问我怎么睡，我对他讲，打通腿，睡一个被窝。
我和战友史云
我们在避风的雪地上挖出一条雪槽，垫树枝树叶，铺上雨布和褥子，俩人头靠着脚，背靠着腿，屁股贴屁股，再盖上两床被子和另一块雨布，最后用各自的大衣蒙住头。
我入朝后的第一幅木刻作品叫《露营》，里面刻画了两位冰天雪地里宿营的志愿军，一个说的是我，另一个说的是史云。
我的木刻作品《露营》，1951年刻于朝鲜战场
开始，还能听到风雪的呼啸声，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仿佛全身都进入了冬眠状态，直到有人喊集合了才醒来。
如果没有集合声，很多人就会这么一直睡下去，永远醒不过来了。
除了步兵，最苦的要属配合27军作战的炮兵16团。
对他们来说，马命比人命金贵。
炮团运炮全凭战马，榴弹炮用10—15匹马拉，野炮用6—8匹马拉。若失去了战马，大炮寸步难行，所以炮团的战士把战马看得比自己还要紧。
一天夜里，炮团刚爬上一个山顶，天就亮了，为防美机空袭，只好在树木稀少的山顶露营。
战马休息也需要伪装和保暖，战士们找来松树枝叶搭在战马的身上，可是战马觉得不舒服，一会就把松树枝叶抖搂掉了。
无奈，战士们只好把自己的棉大衣反过来披在战马的身上，再拆下自己棉被的白布里，将棉大衣绑在战马的身上。
结果，这次高山露营，战马安然无恙，但却冻伤了100多名战士。
部队继续昼宿夜行。一天夜里，7连刚要过一座桥，却被炮团的炮车挡住了去路。
我走向前一看，一门10匹战马拉的榴弹炮停在那里没法动弹。原来一匹枣红马的前蹄陷进了桥缝，大炮进不得也退不得。
奔赴长津湖，十万火急。唯一的办法是将这匹战马枪毙，再换一匹备用战马。
而炮兵视战马为“无声的战友”，怎么也不忍心朝战马开枪，只好请步兵开枪。
步兵不管这一套，一位班长拔枪就要打。这时，旁边几名炮团战士冲过来，护着战马的头对步兵说：“战马也是人，你有能耐，朝老子开枪。”
步兵班长得令在先，也是不依不饶：“你以为老子不敢哪，你若贻误军情，和这匹马一样，照样枪毙。”
眼见炮兵和步兵要打起来了，炮团的值日军官——宣传股长叫张采正，赶紧上前呵退了炮兵战士。
一声枪响，战马倒地毙命，炮团的战士们哭了。
一个高个子大脸盘的炮兵抱着战马的脖子，边流泪边自语道：“我们一起南征北战好几年，可来朝鲜还没打一仗，你就牺牲了。”
行军中的炮兵部队，战马拉大炮
团宣传股长张采正是我的中学同学。入朝后，他带工作组下到炮团2营，这匹被枪毙的战马就是炮团2营的。
行军路上，张采正曾经告诉我炮兵部队有个传统，即便再饿也不吃自己的战马。炮兵的生活更是比战马还苦，自己挨饿也不能让战马挨饿。
有个战士实在饿极了，偷吃了几颗喂战马的生黄豆粒，不但吃坏了肚子，还按规定受到了纪律处分。
如今毙命的战马刚被移走，几名步兵就拿着刀要来砍马肉，那几名炮兵护住战马的尸身不许砍，哭着大骂：“他妈的，你们步兵心太黑了，让狗叼走了，啊？”
愤怒的炮兵赶走了步兵，然后用雪把战马埋了，齐刷刷敬过军礼后，才含着泪离开。
没想到等炮兵走远后，步兵又把战马扒出来，嘁哩喀喳，一会儿的功夫，那匹肥壮的战马只剩了一堆骨头架子。
我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眼前的一切，心在流泪。这场战争，让人心变得无情，又十分的脆弱。
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心碎的场面如实记录下来。
很少有人知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当初的理想是什么？
我是山东文登人，那里历史悠久，乡人更是以爱读书、有学问出名。
抗战爆发后，文登最先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也是一些读书人。
我初一的一天夜里，在一名地下党的带领下，昼宿夜行，穿过数道日伪封锁线，辗转到了栖霞北部山区的胶东抗大，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这一年，我刚满18岁。
中国人要想过上好日子，必须将日本鬼子打出去。
可是抗大毕业后，一纸调令，我成了宣传队的一名文艺兵。我一心一意想上前线杀日寇，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可我只有服从命令。
原来，胶东抗大刚成立了宣传队，急缺文艺骨干。我有文化、会画画，还能拉一手好胡琴，宣传队选人时第一个就选中了我。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的我
来宣传队前，部队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以文为枪”。当时，宣传队只有十几个人，虽然都有些爱好，但要排演文艺节目实在困难。
我一天到晚琢磨着“以文为枪”这句话，受当地皮影戏启发，我想到了尝试制作起了“土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