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张春桥曾在上海收罗和驱使反革命别动队——“游雪涛小组”。这个当时在上海鼎鼎有名、令人谈之色变的特务组织，专事跟踪、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审讯和搜集情报等活动，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3月，共搜集、编造中共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绘制了“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提供了100多万字的情报，诬陷和迫害干部达800多人，许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更有多人被迫害致死。
两个小丑“一拍即合”
游雪涛，江苏无锡人，原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文革”开始后，他在《青年报》社内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名叫“扫雷纵队”，总部就设在他自己的家里。由此，开始了一种专业的情报特务生涯。“扫雷纵队”宣称它的主要任务是扫除埋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脚下的“地雷”。
开始，游雪涛的“扫雷纵队”并未引起张春桥的注意。但仅隔了一周，他们通过向张春桥密告一些人策动“炮打”张春桥的事件而一下子受到张春桥的赏识。
1967年1月15日，上海街头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游雪涛马上召集“扫雷纵队”成员布置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要摸清来源。”他派人钻到各个造反组织中，收集各方面的情报，于1月27日报告了张春桥。1967年1月30日，游雪涛又向张春桥发出第二份情报，密告复旦大学、上海市电影局及团市委内一些人的“炮打”活动。而后，游雪涛等又通过徐景贤之手，陆续送出几份情报给张春桥。
实际上，张春桥在看到游雪涛送来的第一份《扫雷简报》后，便记住了这个人，他认为游雪涛的做法对实现他在上海全面站稳脚跟、进而影响全国的美梦确有帮助。随后，张春桥即派人秘密调查了游雪涛等人的情况，知道他们大多出身平民、无复杂背景且又是造反派后，便决定使用游雪涛了。
1967年3月，张春桥对徐景贤说：“应当肯定他们前一段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像上海音乐学院‘红革会’和外地学生的一些‘炮打’，我还是从《扫雷简报》上看到的。”3月29日，张春桥又通过徐景贤传话给游雪涛：“前一段时间，你们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做得很好，对领导起了一定的作用。”1967年5月，张春桥又一次表示对“扫雷纵队”工作的赏识，说：“游雪涛还是不错的，做了不少事情，从一月革命以前到现在，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他还“称赞”游雪涛是“我们的福尔摩斯”。
受到张春桥的默许赞扬，游雪涛受宠若惊，便决定要放手大干。从此，“扫雷纵队”成了张春桥所直接指挥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
老奸巨猾的张春桥非常清楚“扫雷纵队”干的是特务勾当，一旦暴露，对他极为不利。于是，在1967年3月29日，他通过徐景贤传话给游雪涛，“你们有点像情报系统组织，做的实际上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家攻起来，这是不得了的事，说‘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个特务组织’，那问题大了。”
他要游雪涛改头换面，取消“扫雷纵队”的名称，并又诡秘地说：“今后没有一个组织了，有些情况还可以反映，同样可以起耳目作用，但那已经不是作为一个组织在活动，人家要抓岔子也抓不到什么。”
游雪涛根据张春桥的旨意，1967年4月，宣布撤销“扫雷纵队”。4月20日，张春桥指示徐景贤，把游雪涛安排到“市革会”群运组当副组长，以合法的身份掩护特务活动。
1967年8月，根据张春桥的旨意，游雪涛以原“扫雷纵队”为班底，在上海市永福路244号成立了“游雪涛小组”。游雪涛严格挑选人马，逐步发展他的组织。该小组人最多时达35人。
游雪涛小组名义上属“市革会”办公室，但是它直接听命于张春桥。
罪恶累累的“游雪涛小组”
1967年下半年，张春桥指使“游雪涛小组”了解华东局机关的运动情况。游雪涛马上派小组成员3人通过各种关系，混进华东局机关。经过一番折腾，游雪涛摸到了“重要情报”：华东局农办主任刘瑞龙知道不少关于张春桥的历史情况！
“必须封住刘瑞龙的口！”张春桥发出指令。
接到张春桥的密令，游雪涛小组四处活动。11月2日，刘瑞龙的种种“罪行”，被写入了《关于刘瑞龙初步审查情况汇报》。
张春桥在这份材料上亲自“批示”：“刘瑞龙是个大坏蛋，华东局机关造反派不应把这个人放在那里不管。要认真地组织力量批倒批臭，并把问题搞清楚。”之后，刘瑞龙遭到无数次的残酷毒打和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