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昱嘉：我有很好的学位，我在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医学遗传学（如合成生物）方面有很强的专业知识。我处理病毒，我做病毒工程，所以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然后他（书评作者）谈到了病毒跟病毒，以及猴子跟人类之间的比较。就像他说新冠病毒和它有96%的相似度的近亲，然后说人类与黑猩猩的相似度高于96%。这是一个对人缺乏自尊的科学家才会做的比较。因为病毒的进化与黑猩猩、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的进化大不相同。如果你看看黑猩猩和人类的分化，我们最后一个共同祖先是在六百万年前，大约有六百万年。如果你看这两种病毒，都只有40年或几十年时间。你无法将600万年与40年进行比较。这不是科学。所以，我觉得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时有点担心，因为这意味着公共科学素养不是很好，我几乎觉得如果这位评论者先咨询一下科学家或许对他会有所帮助。
记者：你对他批评你用推特做平台发表论文有什么看法？
曾昱嘉：他不是第一个问为什么曾昱嘉如此频繁使用推特的人。我的回答是，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推特进行交流并分享重要问题。也许如果我们在一百年前，我们仍然在写信，或在报纸上发表意见。但今天，每个人都在推特上分享他们最重要的意见和想法。因此，批评生活在21世纪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是件奇怪的事情。
在过去一年半里，顶级专家一直拒绝调查新冠肺炎的起源。即使今天，也还没有对新冠肺炎起源的调查。你能想象吗？这是一场已经出现并感染了数亿人、并杀死了数百万人的流行病，没有对该病毒来源的正式调查？所以想知道这种病毒从何而来的人——科学家、数据分析师、教师，以及所有互联网侦探(cyber sleuths)，他们都有真正的工作，比方说，他们有的是银行家。他们每个人都开始汇集他们在互联网上能找到的尽可能多的信息，比如归档的新闻报道。同样地，就像通过武汉吹哨人收集并呈现给世界的那些东西，就像他们必须尽快去抓取所有信息一样。他们找了所有科学文献，煞费苦心地阅读了所有数据，并显示了，例如，从2016年到2019年，我们不知道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发现了什么病毒，他们从不报告，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发现了哪些新病毒。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到2018年，他们报告了180种新的类似 SARS的病毒。我们没有这些数据，我们不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的这180种新型SARS病毒是什么。所以，互联网侦探做了所有这些应该是真正的专家要做的工作。
记者：你们的书说：“在深入追踪新冠病毒（Sars-CoV-2）起源问题后，你的生活已经永远改变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是让你生活发生永远改变的最难忘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曾昱嘉：我不得不说最让我兴奋和紧张的时刻是2021年5月，我和世界上17位顶尖科学家签署了一封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信。我们呼吁对自然和实验室起源都进行调查。我们说这两者都有合理性，我们需要专注于获取更多信息，我们不应该猜测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需要成为科学家，我们需要表现出跟武汉人民一样的决心和勇气，他们是第一批甚至献出了生命来告诉我们有关这种病毒真相的医生和记者。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调查。
就在几周内，美国白宫，拜登政府宣布，他们要求情报界将他们拥有的所有信息汇总在一起并发布一份报告。我们觉得作为科学家我们显示了我们的价值，政府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他们在情报界要进行一次调查。
我在思考过去近两年的这段旅程，实验室起源假说一直被描述为阴谋论，一年多来，人们给我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甚至其他科学家也点了我的名，并对我说，希望某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这确实非常艰难。但最终，最近半年里，我想说已经有了一个彻底的转变。现在很多顶尖科学家私下给我发电子邮件，说不要停止搜索，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一些事情。而我，我真的觉得这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记者：你曾表示出书后会考虑改名，现在还这样想吗？
曾昱嘉：我可能不得不这样做。老实说，我所处的情况非常怪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我知道我处于危险之中，就像我写这本书，包含了很多会冒犯和威胁很多当权者的事实。我确信中国政府不会喜欢这本书。我的很多朋友和家人都告诉我要非常小心，他们几乎要我停下来，他们说，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现在这样的危险之中，现在你无法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去任何地方。所以，我正努力思考我应该如何保护自己。但我觉得做这项工作并尽我所能进行调查、写一本书对我来说更为重要，这样尽可能多的人可以自己读这本书，让他们了解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才能找出它的源头。
文件显示武汉和其他地方合作进行危险的病毒研究
记者：回顾2021年发生的事情，你认为在溯源方面发生了哪些最重要的事件？你观察到了哪些重要的转折？
曾昱嘉：2021年第一个重大转折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研究。世界卫生组织招募了大约10名专家，其中一些人到中国、到武汉去考察。他们甚至没有称其为调查。事实上，他们说不要称之为调查。这更像是一次友好的旅行。于是他们把国外的这些专家带到武汉，带他们看了看海鲜市场，又带他们到武汉生物研究所呆了半天。他们在3月，实际上是2月，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这种病毒更有可能来自一些冷冻肉类，而不是来自实验室。当全世界的科学家看到了这个最糟糕的讯息时，你等于告诉世界，这个大流行是从冷冻肉类开始的。这实际上是18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发表那封信的动力，因为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让这样的灾难发生，科学家们必须推动对新冠肺炎源头进行调查。所以这是今年最早的转折之一。
我认为五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信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我被告知它促使白宫要求情报界重新开启记录、将他们在新冠肺炎源头上的所有信息都集中到一起。
另一个重要的转折是，一篇论文在今年6月终于发表了，显示了在大流行前，有少量野生动物在武汉出售。比如说，他们说武汉市每月大约有11只果子狸，而武汉市大约有30或40只貉子(raccoon dog)。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数据会被延迟？为什么我们没有在2020年1月看到这些数据？为什么我们要到2021年6月才看到？人们确实早就告诉我们还存在很多数据，我们需要索取这些数据，我们需要告诉期刊和科学家们，请现在就分享数据，不要再等五年或十年再分享你的数据。我认为最近所有这些泄漏的文件、或是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的文件，表明了武汉和世界其它地方实际上正在合作进行相当多危险的病毒研究。因此，在我看来，现在这种新冠病毒、新冠肺炎病毒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比它起源于天然野生动物的可能性更大了。在我看来这两者至少是平等的，都需要继续进行调查。我们不能再说，只要调查一个，不调查另一个了。
记者：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转折？
曾昱嘉：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很多科学家对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联合研究的结果做出了反应，他们看到了，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私下认为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但他们在科学论文和新闻中看到说这是阴谋论，所以很多科学家只是不想说什么，因为他们不想被称为阴谋论者。但是当世界卫生组织作出这个可怕的结论时，他们决定公开说不，认为我们需要进行确实的调查，世卫组织这样做是不可接受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然后，一旦科学家站出来说了，其他人就开始觉得这样说很合适了。
记者：你在推特上批评世卫组织新组织的研究新冠病毒源头的小组。为什么？
曾昱嘉：世界卫生组织意识到他们在与中国的联合研究中表现不佳，因此他们想组建一个新的小组来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提供建议。他们是有机会建立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全新专家组的，因为世卫组织与中国的联合研究中最糟糕的部分之一就是，他们挑选了一个利益冲突几乎最大的人，他们选择了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他是武汉正在进行的病毒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想象一下，让他调查自己，说可能是我引起了大流行？那太疯狂了。
坦率说，这只是世界卫生组织召集的国际研究中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之一。对他们来说，这个名为新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SAGO）的新团队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决定不这样做。所以，当他们宣布名单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很多人，他们要么是称实验室起源理论为阴谋论的人，要么又有了经济利益冲突的人。这些人在做跟生态健康联盟合作的同类研究。这就像要他们去调查他们的朋友，就像让他们去调查资助他们的人。即使直到今天，他们还在从那里获得资助。你要求他们去调查生态健康联盟，说生态健康联盟资助的工作可能导致了新冠病毒？所以，我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真的是错过了这个进行确实调查的机会。
“我非常有信心有人知道病毒从哪里来”
记者：你对2022年新冠病毒溯源有什么期望？看上去你并不是很乐观。
曾昱嘉：我很乐观，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答案，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几乎所有事情都被记录下来的世界里。你有电话，你有互联网，你有电子邮件，就像所有东西都以数字方式存档在某个地方。因此，不可能完全抹去所有有关该病毒来自何处的认知痕迹。事实上，我相信至少有一些人掌握着病毒来自哪里的证据。尤其是在中国，生活无法恢复正常，不知道中国境内哪里出现了致命病毒，你不能在不知道另一种致命病毒何时出现的情况下，就在外面参加聚会和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实际上非常有信心有人知道这种病毒是从哪里来的。也许他们今天觉得告诉我们不安全，但也许再过5年、10年，或50年，最终会有人告诉我们。这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不可能被遗忘，不可能永远只是个谜。所以对我来说，明年真正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的领导人真的采取行动，显示我们可以进行调查，我们可以尽最大努力并开始进行平行的调查。因此，不要依赖世界卫生组织，我们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真正的调查，在国际上联合起来，找出这种病毒的根源。
记者：谢谢你！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国政策和美中问题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