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复出，推行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获得党内开明派支持，并且提拔了声誉正在蒸蒸日上的胡耀邦做党总书记。1987年初，胡耀邦在各种压力之下辞任总书记。现在回看，这九年时间是中共立国以来最开放，最宽松，生机最蓬勃，人民对前景最乐观的九年。
胡的下台，在于处理1986年的民运、学运“不力”，令国家走向“资产阶级自由化”。而1986年的民运，源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物价飞涨，而各地当权者反而利用特权去廉价购买物资，然后高价卖出来谋取暴利，当时称为“官倒”。
1986年的民运，主题是“反官倒”，但讨论已经连系上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恶果，而当年的论断一般都以解决当权者滥权为焦点，于是舆论一发不可收拾，隐然出现了政治改革的诉求。
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其时的政治斗争，复杂无比，胡耀邦就这样就下了台。到了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将来的史册，会记载中共接二连三地失掉先机。推动迅速的经济改革而没有预见必然产生的觅价活动（起码是没预见其庞大规模），此其一。轻视了觅价活动的贪腐本质，而没有任何清晰举措去处理，更没有任何清晰言论让人民信任中共会去处理，此其二。不了解“官倒”对觅价的贡献，而因此没有针对经济改革与贪腐两者的矛盾找出化解的良方，此其三。辞退胡耀邦，加深了人民对“官倒”的仇恨，因此催化出八九民运，此其四。
最后，当民运爆发时，由四二六社论，到五一九戒严，到六三开枪，到其后的秋后算账，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错误，表面上保住了中共之后三十年江山，实际上已经埋下了中共必亡的种子。
开枪表面上只杀了最多几千人，以中共的标准是微不足道；但最重要的是实质上杀了全国人民对政权的信任。自此，中共统治下的人民，再没有人真心以中国为家；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最穷困的人民，如出一辙：可以出逃，就必定出逃。具体方法，当然就是获取外国护照。自此，所有人的所有“爱国”言行，在心灵的最深处，都知道只是虚与委蛇。
这现象最明显的符号，是六四后暑假期间的北京海淀区（北大、清华校园的所在），在晚上不再传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听到的只有两种声音：打麻将，和英语会话练习。当你听到了英声美声麻将声，理性上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静待中共自己走向灭亡。如果你是香港人，更必然了解到：香港的繁荣与中国的兴盛，不是“正比”的关系，而是“反比”的关系。换言之：香港的转口港角色、香港扮演中国出入口通道的角色，中国愈繁荣，这角色的作用不是愈多，而是愈少；反之亦然。
何东爵士的长子何世礼将军，八十年代向宋美龄明确说明了这一点。“中港齐上齐落”的讯息在不断宣扬，何世礼的实际行动，就是把经营已久的《工商日报》结束，从此对政治不发一言。这种氛围，在香港主流持续至今。而每年的六四活动，包括六四晚上的烛光集会，也一直在这氛围之中。
人是感情的动物，香港人更是感情的动物。由四二六社论触发北京五十万人和平示威（这是香港和理非抗议的原祖！），学生开始占领天安门以来，全世界在看，令欧美文明世界的千千万万人为之动容。六四后，东欧各国纷纷激发民运，柏林围墙倒下，东欧各国走向自治独立，是苏联解体灭亡的开始。全世界的政治秩序，因六四而彻底改变。
香港支联会暨一众热心人士在香港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下，在明在暗帮助学生与民运人士到英美德法澳纽加居留入籍。这项统称“黄雀行动”的具体内容，大多还未公诸于世。中共受到各国制裁，改革开放一度裹足不前，不得不展开前所未有的统战活动，以各种的威迫利诱，争取各路曾经表态反抗的人士回到其阵营。
空前的利诱，得到了空前的成功。1992年邓小平以平民身份南巡，是在这背景之下重新启动了改革开放的高速推行。那些“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有大量是富可敌国。当然，相对于十四亿人，这“一部分人”的人数却是少得可怜。此所以李克强最近才会公开表示：“一部分人”之外，中国多数人的人均收入仍然是处于第三世界需要外国救济的水平。
在香港，彭定康走马上任，在《基本法》框架下推行最大力度的政治改革：立法局直选是续行单议席单票制，取消选举团间接选举，而功能组别则把选民人数扩至可能的最大。中共在舆论上以“千古罪人”、“车毁人亡”、“搅屎棍”（当时政府翻译官译为“stirrer of human wastes”，成一时佳话）回应之，同时拆毁直通车，成立临时立法会，鲁平更公开表示：“港人治港”的港人，并非所有香港市民，而是“一部分人”。这种氛围，在香港的感情世界之中，从此变了历史的停顿，而且停顿至今。
六四的馀绪，解放了东欧，解放了俄罗斯，解放了多个前苏联加盟国，但解放与香港擦身而过。2003年、2014年、2019年的抗争运动，乘乱而起的打砸抢烧在几十万人参与之下竟然绝无仅有，一次又一次地令人动容，且得到全世界由衷的赞叹。不过，改变始终与香港擦身而过。
当大家见到美国警察在全球镜头面前下跪道歉时，也见到香港却是杀人放火金腰带，施暴者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但挺身而出的义士却死的死、伤的伤、坐的坐、禁的禁，就连尽量置身事外的冷感市民也动辄得咎。
大家应如何自处？香港人面对这问题，由麦理浩访北京，香港前途进入议程以来，已经超过四十年。这四十年，是出走与否的四十年；是走了又回来的四十年；是不断循环来回的四十年；更是留下来的人总需要勇敢生存的四十年。除了勇敢生存，还要凝神定睛，看清楚香港在这四十年除了和种种机缘擦身而过的同时，还有甚么。
香港是独有的，是不可取代的。除了大家经常忘记的特殊——自己有可以全世界流通的港币，可以自己组队参加国际比赛，独立关税，行使普通法的司法系统，右軚行车，等等等等——除此之外，最重要就是自己独有的文化。香港人出外，在举手投足间，外国人已经分辨得到是香港人。
香港开埠至今，已经178年，经历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八年抗战，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香港人的文化底蕴，足以处变不惊。
香港至今不倒，是因为有条件不倒；不倒的条件，在于不能倒；不能倒，是因为中共、西方都不会亦不能容许香港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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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以上是香港“和理勇行动”题为“六四是香港人的伤口更是中共的魔咒”的文章。（原文有所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