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批判思考。互联网时代，许多人知识增长，理解力倒退，并不只是一个美国现象，在别的国家里也是常见的现象。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21世纪的互联网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就是，互联网时代制造了一种特殊的“谷歌知识”（Google-knowledge），一种可以快速、方便取得，但证据与理由经常不清楚或不可靠的“信息—知识”，是“谷歌认知”（Google-knowing）的产物。
对来自互联网的信息，许多人直接当作知识——可以信任的信息——来运用，因此搁置或放弃了对信息和信息源应有的信任检测。对此林奇指出：“信任不起作用的信息，它的‘快速’接受过程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可靠的，但绝对并不总是可靠的。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一定不能忘记这个有关认知过程的教训。”
由于互联网便利而只是在网上获取和接受信息—知识，这使得大多数人成为“接受型的知识者”（receptive knower）。林奇指出，“谷歌认知经常是（尽管并不总是）快捷、便利的。如果你咨询一个大致可靠的网源（如维基百科），认知过程在特定情况下基本上还是可靠的，……你可以由此得到真实的信息——对接受型知识者而言，这就够了”。但是，接受型知识本身并不充分，因为“你并不能用它来解释‘为什么’特定信息是真实的，你也没有追问那个信息的来源为什么是可靠的”。
互联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供有用的网络知识（如果求知者知道如何去寻找比较可靠的网源和如何核对网络知识可靠性的话），但是，互联网不能为我们提供对网络知识（或任何其他知识）的“理解力”。互联网非但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能力，而且可能阻碍理解能力的发展。
理解力是我们作为社会成员，而非仅仅知识个体的知识者，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智能，它让人能够对局部问题举一反三、灵活变化，并思考和解决其他有关问题。理解力让我们不仅知道“什么”，而且还知道“为什么”。
例如，科学家对埃博拉（Ebola）的理解不仅在于知道什么是埃博拉病毒，而且在于知道它为什么会扩散为一种可怕的疫情。又例如，如果你不仅知道什么是忧郁症，而且知道为什么你的朋友经常忧郁，为什么贪腐官员跳楼并不都是因为患有忧郁症，那么，你对忧郁症便可以说是有了你自己的理解。
林奇指出，“在现实生活里，所有的认知方式都是重要的，但是，若无理解，就会丢失许多深层的东西。我们（在互联网时代）的数码生活方式虽然给了我们更多的事实，但却不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对知识具有理解能力的人会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追问“怎么会”和“为什么”。这不是所有专业人士都具备的智识素质和能力，越具备专业知识并不等于越有理解能力。一个法律教授可能拥有关于“财产权”的专业知识，但对强行拆迁民居、侵犯个人财产权的现象不能提出“为什么”和“怎么会”的质疑，问题不在于他的知识不足，而在于他的理解力缺失。
同样，一个参与选举的“知情公民”可能并不缺乏有关的政治信息—知识，但却不具备必须的理解力。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有鉴于互联网信息产生和传播的特征，许多研究者发觉，问题不是出在信息—知识的内容（虚假不实或故意欺骗），而是出在信息—知识的来源。互联网使用者经常错误地把互联网当作了可靠信息的来源，而不是寻找可靠信息的工具。
互联网这个信息来源不是中立、客观的，网上的每一个信息源都预先“筛选”了信息的内容——保留了一些事实，而排斥和排除了另一些事实。而且，“事实”需要通过解释和理解才能获得特定意义，互联网所提供的事实既可以用来核对实情，也可以用来加强偏见——经常是同时的。
林奇指出，“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是数码生活的现实。自由派与自由派‘交朋友’，分享倾向于自由派的媒体消息，保守派与保守派交朋友，也是一样”。信息来源的单一化、部落化造成了桑斯坦所说的民众观点“极化”，他们变得越来越偏激和固执，“不断受到极端立场的影响，并觉得许多人都持有这样的立场。可以预见，这一定会使那些受影响并带上偏见的人们越加坚信自己的想法。”
三、互联网时代“知情公民”的认知缺陷
在公共信息自由、公开的美国，互联网时代的政治信息超级丰富，但并没有自动成为民主福音，相反却带来了民主知识的困境。早在30多年前，波兹曼就已经在《娱乐至死》一书里警告过“赫胥黎危机”的知识困境。
互联网加剧了这一困境：奥威尔害怕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琐碎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信息被剥夺，赫胥黎则担心人们在庞大的信息中日益被动和自私。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赫胥黎则担心的是，我们将会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更早之前，1946年，哲学家卡尔·波普就对现代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抽象”和“去个人化”表示担忧。对于社会中人们之间越来越加剧的隔离和碎片化，波普写道：“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实际上从不打照面，办事的方式是孤独隔离的个人用文字信件或电报互相联系……这样的虚构社会可以称为完全抽象或去个人化的社会。”
波普的这段话是他在论述民主、法西斯主义和知识的时候说的，他一生捍卫“开放社会”的理念，而且警告，开放社会始终存在着一个危险，那就是社会的抽象或和去个人化。这样的危险当然在不开放的社会中同样存在，但原因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今天，互联网时代的美国社会正在证明波普的预言是多幺正确。
开放社会，按照波普的说法，是一个以自由为基本价值的社会，人们坚持言论和思想的自由，互相理性地平等对待，可以在说理中互相批评，推动社会进步。开放社会保护交往和信息的自由，媒体多元化，政府权力极少对之加以干涉或限制。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美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开放社会，而互联网正是其开放性的一个标志和条件。但是，也正因为有了互联网，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躲自己的小天地里，只是用敲键盘来与他人——经常是从未谋面的陌生朋友——维持联系。
波普的预言似乎实现了，但是，正如林奇所指出的，见面说话也好，写信、电报、敲键盘也罢，无论是博客、微博、微信，人际交际总还是人际交际，现在是问题已经不再是相互隔绝的个体人，而是相互隔绝的部落。
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非常容易地找到“谈得来”的朋友，结成“志同道合”的团伙，形成一个个隔绝的“部落”。信息传播的“部落化”会对人们接受信息知识的方式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阻碍他们成为有效民主所需要的那种知情公民。
负面影响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媒体研究者所说的“信息串流”（又称“信息流瀑”，information cascade）。一个信息，观点或看法，在人群中传来传去地散播，只要形成一种说法，无论内容真伪，其本身都会对不同的看法有排斥和抵制的作用。
信息串流并不是今天才有，从古到今，一直都有“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一传十，十传百”的现象。社会心理学观察现代社会的群众（群氓）行为，把非理性信息串流（人云亦云、随众盲信）作为一个研究的重点。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串流发生在同声呼应、同声相求的部落圈子里，强化了人云亦云、随众盲信的“羊群心理”。
这种心理效应是，既然这么多人都在流传和散播同一观点，说明他们都赞同这一观点，也说明这一观点是对的，值得赞同。这也被称为“回音室”（echoing chamber）效应。在回音室效应的作用下，许多人会自然而然地以为接受到的信息就是可靠的信息，根本不会对之有所怀疑或进行独立的批评思考。
许多低劣的大众文化产品（或商品）也都是因为群众性信息串流而“红火”起来的，无论其品质如何低劣，只要开始有人捧，那么，“喜欢”的人越多，就越能引得更多的人喜欢。这个现象当然并不只是在美国才有，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
第二个特点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串流和回音室效应加剧了不同意见的对立和敌视，因而变得越加偏执和极端。意气相投、同声相求的信息经常是针对某个“对手”或“敌人”的，一味负面而具有攻击性，用来发泄仇恨和暴力情绪。
许多观察家指出，特朗普的支持者各有各的利益诉求，让他们能够形成联合阵线的凝聚力是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强烈反对、厌恶和痛恨。这种群众心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并不是今天才有，但人群的高度部落化加剧了这种倾向。非友即敌的部落化信息串流和回音室效应在互联网时代之所以特别严重，是因为，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方便地在互联网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