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中指出，互联网上有太多的好东西，也有太多的坏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白痴的看法都可以一本正经地提出，而每一个严肃的观点都可以受到白痴般的对待”，我们看到——至少有理由这么想——每一个看法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反证。互联网正驱使许多人更加紧紧抓住自己的看法不肯松手。
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许多人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却变得更加固执，更加不肯放弃自己偏见。这是否将变成一种趋势？是否会将“公民知情”的民主理念陷于一种毁灭性的困境？如果不是，那么又该如何摆脱这一困境？
四、怎么办？
以目前人们对这一困境与互联网的关系（造成这一困境的其他原因姑且不论）的认识来看，摆脱它的出路似乎只有两条：一条是设想对现有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另一条则是通过公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尤其是知情公民对公共信息和知识应有的独立思考、理解、辨别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现实情况是，第一个途径不过是少数学者的理论探索，付诸实施的可能微乎其微，而第二途径则已经由许多人在实践，主要体现在不同层次的学校教育和具体的课程要求之中。
美国圣母大学哲学教授加里·古廷（Gary Gutting）是提议制度改造途径的一个代表，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每个人都必须投票吗》中建议，可以仿照陪审团的模式来挑选人数有限，但素质较高，尤其是“知情能力”较有保障的选民来进行选举。
美国的民主理想是让尽量多的公民参与投票和选举，主张参与者越多民主就越优秀，所以鼓励人人参加投票。
但是，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汤姆·德鲁卡（Tom DeLuca）在《政治冷淡的两张面孔》（The Two Faces of Political Apathy）一书里详细讨论的那样，公民冷漠和不参与一直是美国民主现实的一部分。许多政治学家都认为，好的民主运作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来参与。
古廷认为，在民主政治中，公民不参与也是一种参与的方式，不参与的人们并不是没有政治想法。不参与经常出于两种政治原因：第一是认为自己人微言轻，投一票不过是六千万分之一，根本起不了作用。第二是认为选举反正是富人的游戏，表面装装样子而已，因此普通人参与其中毫无意义。
这次选举中的两位候选人都非常令人失望，许多选民既不支持特朗普，也不支持克林顿，由于他们认为反正选举不出什么好的结果来，所以才特别表现出政治冷漠。
公民的政治冷漠对民主政治是有害的，不参与的人越多，就越是给少数最积极参与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制造了很少人或极少人就能左右大形势的机会。
古廷认为，不应该听由选民愿意参与就参与，不愿意就不参与，但是，“知情不及格的选民”（poorly informed voters）对选举确实反而会起到负面的作用。特朗普的胜出可以说正是这种负面作用的一个现实例证。
选民“知情不及格”的问题不仅在美国有，在其他民主国家也有。为此，墨西哥经济研究与教育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ocencia Económicas，简称CIDE，墨西哥顶级智库之一）政治学系学者罗佩斯-古艾拉（Claudio López-Guerra）提出了“选票摸彩”(enfranchisement lottery)的设想。古廷认为，这也是一个值得美国人考虑的选举改革途径。
选票摸彩的大致构想是，用随机海选的办法产生一批将要投票选举的候选人（避免提名制度可能造成的舞弊不公和操纵），通过一定的知识和能力测试来筛选掉不合格者，以保证入选者的合格公民资质和能力。接下来为合格者提供与特定选举有关信息和知识（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确保他们的充分知情。然后由这些“知情选民”（人数多少可以另议）进行选举。这种选举与现有的陪审团机制是相似的，成为一种规模大得多的“选举陪审团”（electoral jury）。
在今天的美国，选票摸彩顶多不过是一个设想，会碰到不少宪政和其他方面的问题。
首先，这种选举法会有是否违宪的问题。美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但有不允许因种族、肤色和性别差异剥夺公民选举权的“宪法第15修正案”，从这个修正案可以推断，不让每一个有选举权的公民投票是违宪的。改变现有的民主选举方式，就必须修宪，而修宪的门槛是非常高的。
更重要的是，一国之内的这种修宪不只是“内政”，用古廷的话来说，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里，限制全体公民的投票权利“都是违背历史大潮的逆流。……因此，‘选举陪审团’制度肯定会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公众有正当的理由把公民选举权视为检验公民是否真正自由的一个标准”。
古廷提出，作为妥协，也许可以设想让“选举陪审团”先行投票，然后将结果与理由公诸于世，再由全体选民进行决定性的投票。这样，“即便选举陪审团并不决定选举结果，他们的选择理由也很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样的陪审团也许是通向更知情，更明智的公民投票之路”。
设想“选举陪审团”的出发点是，人的“天性”中就有认知和心理的弱点，因此事实上难以彻底消除“信息串流”、“部落极端化”、“回音室效应”等等的影响。就算不在部落化的信息圈子里，人在头脑中还是会偏向选择与自己一致的观点，排斥异己的观点，人的脑壳本身就是一个天生的“回音室”。
因此，与其设法改造人的“天性”，还不如设计可以约束它的制度。用美国建国之父麦迪逊的话来说，“人民是一群野兽”，对这样的“兽人”能否进行自我治理是无法确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制度建设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但是，另一位美国建国之父杰弗逊却非常强调公民教育对于民主的意义。他不是不要制度建设，而是同时指出，没有高素质的公民，再好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自动良好运作。杰弗逊的教育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美国的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理念，包括批判性思维的教育。
公民“知情不及格”的弊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来纠正。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美国人当中毕竟还是少数。2016年初，还在特朗普与其他一些共和党人竞争党内提名的时候，《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他的支持者收入和学历都较低，其中62%没有大学学历，60%家庭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
较低的教育程度与较低的家庭收入之间有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二者都会成为“知情不及格”的原因。教育程度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理性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是一种关乎理性探索、求证、理解和判断能力的教育，贯穿于学生教育过程的始终，从小学高年级、中学到大学，在阅读、写作、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等各个学科中都有全面的融入。
批判性思维不仅要求学生对别人观念背后的“认知原则”和“道德原则”有所察觉和辨识，而且要求他们有自我反思和反求诸己（self-reflective）的自觉意识和意志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意识、有决心地克服自己的认知偏见和心理障碍，遏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冲动——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别人的要求更难做到。互联网时代的许多认知和心理缺陷皆与批判性思维的缺失有关。
重在批判性思维的公民教育，它要提升的不仅是思维的能力，而且同时也是公共道德的品质：讲理、谦逊、宽容、谨言慎行。这更应该成为“知情公民”的教育要求。在这个教育过程中，每个公民都有可能（当然会有程度的差异）变得更智慧，学会克服自大、偏见、自我封闭和情绪冲动，从而变得理智、公正、开放、富有同情心、善于从别人的角度来易位思考。
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智慧不只是知识，而是三个要素的结合：知识、意志和情感，没有智慧的知识是危险的，我们需要用智慧来扩充和加深知识。这在罗素的时代是如此，在互联网的知识时代更是如此。
（本文原标题：《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和“知情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