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故事正在向相反的方向演变：裁员不再是件坏事，更像是一场等待“上岸”的狂欢。
在图书馆枯坐了两个月后，李岩终于读完了一本书。被裁员后的这些日子，为了免于被父母发现破绽，他每天早上假装出门上班，步行十几分钟到家附近的图书馆看书。
李岩曾是许多人羡慕的对象。过去十年他一直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典型的行业红利受益者。今年初，伴随着裁员和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状况，让他一夜间成为了媒体口中“最惨中年人”代表。
但回忆起被裁员的那一刻，李岩只感到“如释重负”。毕竟，入职这家公司后，李岩就发现负责人当初所画的宏大蓝图难以实现。没有人告诉他应该做什么，这种混沌和模糊是大厂常态。几个月后，李岩在煎熬中等到了裁员的结果，这期间，招聘他的负责人甚至早已离开公司。
当光环和虚荣不再，越来越多人正“认清”互联网和大厂的本质。
一位字节跳动员工告诉镜相工作室，她所在的业务线强调绩效，每季度会根据绩效末位淘汰。以前她一天只需要审核400条内容就能达标，现在需要审核800条。
另一位互联网大厂员工杨倩也有同感。她本是业务线裁员的幸存者，但现在内心却无比期待离开。因为工作压力，她今年病了好几次。她说很多和自己一样身心俱疲的人，都把裁员当做一种被迫休息。“也是一种解脱。所以当大规模裁员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人心理感觉是靴子终于落地了。”
始于2021年的互联网大厂裁员现象，经过剧烈且持续的两年时间，2023年是人们对大厂职场祛魅的一年。小红书上，“求裁员，求N+1”的帖子层出不穷。几年前那些教人如何升职加薪的内容渐渐没了热度，这届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对职场也已经没有“执念”。
镜相工作室在访谈数位亲历裁员的大厂员工和猎头后发现：尽管寒潮还未结束，但人们似乎已经学会了与这种状态共处。
从最初的恐惧、茫然、无力、无奈，到现在的接纳，甚至期待。整个裁员故事正在向相反的方向演变：这似乎变成了一场许愿。裁员不再是件坏事，更像是一场等待“上岸”的狂欢。
等到靴子落下的人
当裁员的痛感血淋淋地摆在猎头Rachel面前，她也一度感到惶恐。
Rachel是拥有5年从业经验的资深猎头，她习惯将大部分候选人都处成朋友。2022年，互联网大厂裁员凶猛，她经常会接到被裁员的候选人打来的电话。“他们会问我怎么办？接下来的时间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你快帮我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工作？”答案其实是很难有合适的岗位。
在她的观察里，裁员潮刚开始时，候选人往往羞于提起自己是被裁掉的，但这一年来，这些候选人都会主动和她说明。
“所有人都需要一个被市场教育的过程。”猎头林集告诉镜相工作室，眼下候选人的预期和姿态正被不断拉低，从趾高气昂、不屑一顾到急迫，“不挑食”地去找到一份工作。
猎头韩旸遇到过很多人，“一开始给100万不愿意去，给70万时说想等一等，等到50万甚至50万以下，后来就直接不工作失业在家。”
上述猎头总结，有三类人很容易被裁：一是业务线裁撤，波及业务属性比较强的人；二是末位淘汰，绩效不好的人；三是年龄到了，又没有很好上升空间和潜力的人。
猎头Rachel为这些人的危险度划分了等级，其中互联网中层是大厂裁员的高危人群，也是就业市场中最难找工作的一群人。“今年大厂专家岗位都不给我们做了，只会给我们一些高级岗位，对美团来说是P10以上，对阿里来说是P8/P9职级的岗位。”她认为，造成这一难题的根源是互联网大厂对降本增效的追求。
猎头韩旸也印证了这个观察：互联网大厂把更高比例的资金倾斜到对高职级人才的狩猎。
这无疑缩小了被裁员下来的中年人的选择空间和就业难度。
身为30岁的女性，高丽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很难。她在BOSS直聘上投递五十几份简历，只收到5个面试。她常常因为年龄被拒，去面试会被追问“有没有结婚，打不打算生孩子。”谈薪环节也不如人意，2万的工资直接被砍到1万。
即便不是被裁掉，一年前主动从某互联网公司离职的39岁田宇，在做了一年自媒体后想重回职场也无比艰难。投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
他曾在知名媒体就职数年，后来转战互联网大厂。田宇说，在他收到回复的邮件中，大多是“抱歉年龄超了”“抱歉你的简历跟我们岗位不符合”。
“说实话这个世界还挺残忍的，”Rachel的候选人给她发过一张截图，是一个网上的讨论“有人40岁还入职字节的吗？”这种时刻她会格外感伤。虽然对互联网大厂不感兴趣，也从没考虑入职大厂，但她也会在那一刻陷入焦虑与无助，“我也担心40岁的时候是不是像他们一样被时代抛弃了”。
求职不仅为难中年人，对年轻人也不再友好。28岁的郭颂被一家国内最大规模之一的互联网公司裁员后，入职了广州一家小型互联网公司，总包降薪30%，储蓄额度降低60%。她想过再回到大厂，因为那里体制更完善，有光芒，自己的虚荣心还在。但面过字节、快手、小红书等公司后，都没了下文。
和大厂说拜拜
高丽曾短暂地待过一家互联网教育大厂，因为试用期没过被迫离开。
她有属于自己的职场高光时刻。她做过四年互联网运营，在前公司搭建的方案至今仍是可以被直接使用的模版。在之前的岗位中，她永远是被奖赏的那一个，奖杯和奖状塞满一柜子。而否定的声音伴随着她进大厂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没有多余时间给她去适应，她需要直接上手就开始工作。在她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领导总是会说她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
“出了一点点问题，就会马上找到我谈话。”正面评价从来没有，她只能反复熬夜更改方案。等到转正环节，“我傻傻地以为我能转正。最后的理由是，答辩数据太差了，保都保不住。”
高丽的奖杯。图源受访者
高丽始终后悔，如果当时读过劳动法，一定会去争取N+1赔偿，可能一个月或许半个月。但当时的她像一个没有得到老师认可的孩子一样哭得泣不成声。最终还跟领导说“是我自己的问题，谢谢你的照顾。”
离开后的高丽认为看清了大厂的冷酷，也开始反思大厂体系。她认为自己并没有大家所说的不堪，而是“项目本身也没有那么高效，任务太多，挤压我的时间，让我想不到那么好的创意了。”
杨倩也觉得这些互联网公司已经不可避免有很多大厂病。“它的企业文化和试图宣扬的东西在日常执行中已经做不到了。”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大厂不是一个能久待的地方。“你的身体和心理都无法承受当前的工作节奏，对中年人和有家庭的人非常不友好。”
此时此刻，几乎所有人都想要逃离。毕竟即便是裁员风波下的幸存者，也难有幸福感可言。
30岁的魏可早在去年就有回乡打算，原本计划今年年底离职。2022年春节前三天，在得知邻近工位的三个同事主动申请被裁且成功后，他也开始了“谋划”。直到今年8月，魏可终于抓住了机会，他主动要求被裁员，顺利拿到赔偿，如愿离开了公司。
同样被裁员的郭颂，在收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就分享给了朋友。“朋友们，我被裁了，我拿钱了！”相比于朋友的担心，她的第一感觉是兴奋。她想要开始旅游、出去好好放松。
期待被裁员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郭颂在那家互联网大厂经历了一次转岗，转岗后她并没有那么喜欢那时的工作，“在里面获得的成就感不是很强，如果被裁了的话，正好可以换一个自己更感兴趣的方向。”裁员某种程度上给了她勇气去尝试之前不太敢尝试的东西。
和郭颂相熟的另外一位同事也有计划回老家，一直期待被裁，郭颂形容这位同事已经渴求到在社交平台发帖“求求了”的程度。
比起年轻人的洒脱，中年职场人多了几分无奈。36岁的杨倩时常会和同事聊到这些，但交流并不会缓解焦虑，有时还会加重焦虑。大家都想着自己太不容易，中年人很累。“但其实这不是一个绝对焦虑或绝对平衡的状态，它可能随时交叉进行，有时候觉得好像裁员靴子落地了休息一下，然后又想起未来市场不太稳定，有各方面不确定性。”
消失的红利
对很多人来说，大厂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存在。因为身处其中光晕实在耀眼，让人来不及洞察光芒的另一面。正如那些搭乘过互联网上升通道的人们很难接受一个事实：所有的成功都是时代的红利。
不少候选人曾希望拿着大厂经验到中厂收割一波股权，期待上市后的指数级变现，“但很不幸的是这两年发生什么大家都看到了，港美股都上不了，造富梦破灭了。”猎头韩旸说。
“过去经济好的情况下，互联网大厂需要更多人去支撑。现在环境变化了，首先判断的是人效。”51猎头联合创始人朱聚鹏，从他二十几年的从业经验分析当下互联网裁员潮。
过去三年，狂欢戛然而止。无序扩张被按下暂停键、融资烧钱难以为继等各种因素叠加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得不“弃车保帅”。那些短期内无法盈利，自己造血的业务和人注定将被砍掉。
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的顾楚丹、杨发祥曾以字节跳动作为案例，访谈了多位内部员工。研究表明：极少互联网企业的裁员符合“经济性裁员”要求，一些互联网企业还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但仍在削减工作岗位，“裁员已经由短期的人事削减工具转变为组织战略变革的重要手段，不管职位高低都有工作的不安全感”。
一面是企业端对“人效”、“盈利”的迫切追求，一面是人才端储备供过于求。如此错位的背景下，只有一类人会相对安全。Rachel总结为“核心业务的人永远不会被裁”，韩旸认为“拥有不可替代的技术，对前沿技术应用很有理解，专业能力不离手”的人即便在被裁员之后也很好找到工作。
裁员的雪花甚至也落到了韩旸自己公司。他是一家800人规模的猎头公司高级合伙人，他描述在北京公司看到的场景：两间办公室合并成一间，人一个接一个走掉，办公室空位越来越多，800人如今只剩500人。在互联网红利褪去后，那批因为赶潮而招进来的擅长互联网方向的猎头也散去了。
对于韩旸来说，这已不是他经历的第一个周期。他曾经历过外企在国内蓬勃到退场，互联网繁荣到暗淡，他觉得任何行业都有波峰波谷，在涨潮时去投入去学习，在退潮时寻求转型。
当然，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是，中国互联网经过过去20年的发展，已经脱离了野蛮生长，正在向“精英化”转变。放到更大的背景下，互联网行业的收缩下降不过是经济循环的一部分，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更应该关心怎样才能穿越周期。
只是历史只会不断重演，而人们永远不会吸取教训。“现在互联网的红利告一段落，这些人又开始涌向芯片和新能源汽车。”一位猎头这样感叹道。
阵痛之后
当裁员的残酷预期被打破，“先被裁的人先享受人生”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共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试图挣脱这种束缚。何森2020年毕业，目前在一家短视频互联网大厂工作。即便他明白，裁员的风波怎么也还轮不到自己，但他不得不为了不在35岁之后成为互联网大厂的弃子而未雨绸缪。
“经历这些事情后会发现公司稳定性不强，你按部就班去做好工作，最终善终的可能性很小”。他一边认真工作，以便在公司获得晋升，积累资源；另一边他把热情放到更多他处：支教、做公益组织。
在大厂工作的何森发现大厂稳定性并不强，他现在把热情放到做公益等事情上。图为何森支教学校的孩子们。
转正失败后，高丽觉得考公考编会是出路。在互联网在线教育公司时，总感觉无时无刻不在拉新、抓续费。考上家乡教师编，是她逃离互联网大厂后的美好幻想。
一些突如其来的暴击和重创后，人们往往会调低自己的心理预期。
在经历裁员风波后，“稳定性”成了李岩筛选公司的优先级标准。在图书馆枯坐了两个月后，李岩现在已经入职了新公司，虽然整体降薪30%，但他感觉到被老板信任，能负责很多事。
“职级往上升，学到新东西”曾是他过去的坚持。现在他越来越觉得与其让市场按照自己的规划走，还不如找一个稍微舒服顺心一点的地方待着。人到中年，最后发现不过又回到了原点。李岩也想开了，“如果回头再选一遍的话，大概率还是一样”。
心理咨询师提供了关于裁员的另一个视角，在咨询师周梦媛眼中，裁员可能具有积极意义。这让人有了一个探索自己的机会：我到底在做什么？我想要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生存焦虑是真实存在的，但失去后也会发现“原来你想象中性命攸关的事情或许没那么重要。”
周梦媛正是从金融行业转行到自由职业心理咨询师。虽然工资降低也不稳定，但她觉得“人们真正想要的工作和生活，会在做的过程中去体验，而不是靠想象。”
Rachel今年30岁，再过几年她想要辞掉猎头工作去干自己的事情。她时常和候选人说“如果你没有经济压力，想要获得快乐并且能承担因为快乐导致的空窗期，那就去选择快乐。”
等到裁员的靴子落地，杨倩已经准备好在找新工作时可能面临的降薪和降级。“毕竟差不多报酬的岗位就那么多。”现在面对裁员她越来越感受到“它不是个人原因，而是一个时代的阵痛。”
阵痛未必是件坏事。也许人们最终会意识到，裁员不过是漫长人生中的一个节点。比如高丽，被互联网在线教育大厂裁员后，她有一个长远又足够美好的目标：她想回到家乡，一个华北平原的小县城，考上教师编制，做一名真正的老师。她会把自己闯荡北京的经历分享给像她一样的孩子，让他们少走弯路。至于她自己，“应该把一些激进的想法放一放，然后平平淡淡组建一个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