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一：李大同，左二：徐祝庆。（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原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徐祝庆，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元月6日凌晨4时25分在北京去世。一枚园地今日特刊发三篇悼文，以为悼念。徐先生千古！
怀念老徐
不久前得知老徐肺癌已经转移。所以今晨听到老徐去世消息并不意外。心里祝愿他走好。
老徐是个好人。
老徐和我前后脚进入报社。他是复旦大学67届的老大学生，1978年10月报社复刊前，从人民日报调过来的；我则是1979年7月进入，是报社复刊后招聘的第一批驻站记者。老徐在本报退休，我也一样，等于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同事。
记得老徐先是在经济部当编辑，然后很快成为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我则是在地方记者、机动记者和编辑的轨迹上，两人几乎没有工作交叉，也不太熟。后来熟悉了，才了解老徐是个非常内向的人，平常沉默寡言，年轻同仁很有些畏惧他。
李方曾经说过一个貌似笑话的真事：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饭，凑巧电梯里只有老徐和他，气氛瞬间有些尴尬，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与老徐搭讪，电梯运行时间显得格外长。李方终于忍耐不住了，没头没脑冒出一句："老徐，我一定好好干！"老徐反倒被吓一跳。
这个场景让我们捧腹大笑。
和老徐有工作上的往来大约是1984年，这时老徐已经是副总编辑，分管科学部。我则客串科学记者，为科学部打工。这一年电脑的汉语拼音输入法有了重大的突破，突破是由青年电脑天才林才松与汉语拼音的发明者周有光先生联袂完成的。我进入采访，费了牛劲儿，才算基本搞懂关于电脑的基本知识，周有光先生的讲解真是深入浅出。
盛夏，那时连电扇还买不起，我大汗淋漓窝在家里写这篇报道，及至最终完成时已经超过万字。这是我的第二篇万字长稿。第一篇万字报道是钟沛璋任总编辑，老钟在签发稿件时有一句留言，"请大同再推敲一下文字"，可见那时文字还不够成熟。这篇稿件写作时我感到比较自如了，最后一节甚至产生了节奏感。不过这么长的稿件通过率甚低，因为题材和文字都得压得住一个整版。
稿件送老徐过审，没过一个小时办公室就把稿件送回来了，老徐已经签发，发稿单上啥批示都没有，翻开看，竟然一个字的改动、删节都没有。这么轻易一稿过关是我没想到的，很不好意思，于是在送工厂发排前自己又仔细修改了一遍，删去一千多字。
稿件迅速在一版头条发表。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研究者著文称，这是记录周有光先生在拼音输入法上的重要贡献的唯一一篇详细报道。
1985年，我开始担任科学部主任，老徐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工作上交往增多，我们开始熟悉起来。1986年9月末，我们开始了一场冒险，将"11位大企业负责人对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作出基本否定评价"作为一版头条消息发表了。这条报道引起青年知识分子极大的不满和反弹，反弹意见我们同样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至此形成了中老年知识分子与青年知识分子两军对垒的舆论局面。
下一步怎么办？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开始讨论。第一组讨论按惯例放在一版，后续讨论转二版。讨论需要有个栏题，老徐建议叫"关于知识分子之我见"。晚上我将改定小样送总编室夜班时，觉得老徐的栏题不够打眼，于是给夜班留条，说老徐的栏题是什么，我建议用"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第二天上班一看，一版赫然刊出的是我拟的栏题。自然，这是请示老徐后的结果。
我和老徐都没有想到，这场大讨论竟然持续了100天，并且始终在一版刊出，引起全国巨大的反响和高度关注，甚至人民日报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也发出专论予以肯定。这期间的每一篇讨论稿都是我编好后送老徐审后发排，两人在他办公室对每一句话讨价还价，他想更稳妥一些，我则想更有锋芒和冲击力，最后我们总是互相妥协。
这场大讨论涉及到了关于知识分子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到86年年底，我们马不停蹄地加快刊发节奏，由原来两天一期改为一天一期，终于，在12月30日，对话录刊出了最后一期——这是这一天一版上，本报唯一的新闻产品，其他均为新华社通稿。
20年后，在一次社庆茶话会上，老徐感慨地说："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过时。"
今年已经是对话录已经过去35年了，微信群里一些群友听说我关于对话录有一个详细记录，要求看一下。看完之后，一位快八十岁的四川老编辑说，我没看几页就回到了八十年代，眼睛几次发热流泪……
1987年年初，老徐开始任总编辑。我转任学校教育部主任。上任头一年，就碰上一件怪事：部门同事去参加国家教委的新闻发布会，回来后我问有什么新闻，答曰教委说不要发任何报道。到场记者生气，问那叫我们过来干啥？回答说你们可以报道我们取得的成就。
我一听就火了，立刻抓起电话向老徐汇报此事，说要写一篇言论批教委。如果换一个总编辑，多半会让我不要没事惹事，可老徐只是迟疑了一下，"说些什么呢？"我说写好你看。言论中，我援引了刚刚结束的十三大闭幕式上，总*书记面对一群国外记者，把酒纵论天下事，毫无躲闪与做作，展示了中国政坛新风的例子，痛批"某部门"的僵化与保守，标题就叫《不许发布新闻的新闻发布会》。老徐认真看过稿子，改了一两处，签发，第二天竟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
原以为教委会打上门来问罪，没想到过了几天没动静，反倒有不少国务院部委打电话来问是不是在批评他们。又有一天，总编室的同事告诉我，一个"革命家"级的老同志受某部长之请，来问究竟批的哪个部门。原来总*书记看了这篇评论，说"是哪个部门，查一下。"我说怎么教委没打上门来。
与国家教委的正面冲突，发生在1988年4月。这一年年初，学校部获得一个线索，中国人民大学布告栏上，出现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对人大的教育管理体制和学校决策的程序提出尖锐批评。
我立即请记者部支援一个文教记者，再加上两个部门编辑共同采访。采访前主题我已经很明确，结果第一稿出来后，被这个文教记者写成什么学校的竞争机制问题。我当即枪毙。这位记者不服，要求分管副总编辑裁决，结果这位副总不发表意见，直接把稿件上交给老徐。那天我上班刚进办公室不久，老徐就拿着这摞稿件进来了。我问他，"看了？"老徐就四个字："不知所云！"
我请记者回家。立即派本部门两位同事二次采访写作。前后折腾了四个月，我终于拿着万字小样在编前会上得意洋洋地说，"这篇东西已经不是泛泛之作。"老徐拿过去仔细看过，认可。第二天就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刊出《倾斜的金字塔》。
据传人大每个班因为只有一份本报，由一个同学朗读，大家静听。一位微信群友，当年正在人大读研，说这篇报道"把我们轰得灵魂出窍"。
这是八十年代第一篇全面调查披露教育如何被挤压的重头报道。
不知道教委是怎样与本报上级团中央交涉的。见报当天晚上，报社值班副总编辑接到团中央分管书记的电话，严令报社今后所有涉及国家教委的报道，必须事先经过教委审稿。
第二天，老徐看了电话记录，据说"脸色铁青"地立刻给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我不知道老徐说了什么，总之我在任学校部主任期间，没有一篇稿件事先送教委审稿。大概在老徐的强硬态度下，不了了之。老徐把压力扛住了，没有向下传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