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密切的工作往来，共同语言也很多，我和老徐之间建立起一种近似朋友的关系吧。我们两人的办公室都在六层，老徐经常踱进来，一起抽支烟，聊聊有什么好书甚至有什幺小道消息，彼此都非常放松，几乎无话不聊。我真的没把他当做是报社的顶头大咖。这一年我被任命为学校部主任兼科学部主任，据说是报史上的第一人，这当然表明了老徐对我的高度信任。
那年，追悼会那天，我站在大会堂东门大门里，望着眼前的一幕幕，百感交集。遇上了老总编辑钟沛璋，老钟脸涨得通红，气愤地用拐杖敲地......而对我刺激最强烈的，是那条白底黑字的横幅......我清楚知道，世界级新闻正发生在我眼前。
这天晚上，几十个编辑记者没有回家，都在等待我们这些部门主任与总编辑们的交涉，我们强烈要求报道。一直到晚上十点多，老徐终于松口妥协，"先把稿件准备好吧！"众人松了一口气，按我的要求，当天在场的每人提供一条细节给我，我总其成为一篇特写。
稿件很快完成，标题就叫"悲痛、冷静、理智"。
到夜里12点多，得到消息，不能见报。卸任老总王石从老徐办公室出来，对我们摇头，双眼通红。
事件在急速发酵。5月初，我提议，我们应该寻求对话。我的这个提议被迅速接受。我立即起草好要求对话的信件，并将对话信件打印多份送往北京各大新闻单位征集签名。
老徐得知了此事，怒气冲冲进到我的办公室，关上门后大声说："你幼稚嘛！怎么可能跟你们对话？！"我也来了气，回说："平常当然不可能，但现在可能！""为什么？"老徐怒问。"因为他们需要！"我吼道。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发生这样的冲突。谈不拢了。老徐摔门而去。我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5月9日，我带着1013名编辑记者签名的对话信件，和同事们一起前往中国记协递交。既定方针是按合法程序走。我们有权提出要求，对方是否接受是他们的权利。
根据以往的经验，接受对话要求的概率甚小。
5月11日中午，我进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个大纸条，上写：大同，今天下午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来报社听取意见，请你务必出席。徐祝庆。
谁会这么快来啊？直到下午一点，才知道来人是胡启立。进到会议室时，人已经坐满，但在启立对面，给我空出了座位，这是让我做主要发言的意思。尽管没有时间准备，我那天还是超水平发挥。对话长达三四个小时，直白坦率，启立给予积极回应，可以说非常成功。
老徐也对对话结果非常满意，说，"今天的对话消息我来写！"
然而风云突变，后来局势恶化，社会激愤情绪被进一步点燃。报社也概莫能外，老徐作为体制代表，一时陷入编辑记者的空前孤立中。
有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饭，所有的桌子都挤得满满的，唯独食堂中心的一张大圆桌，只有老徐和女儿两人，没有一个人坐到这张桌旁。
这场景实在是触目惊心。
我打完饭，径直走到老徐旁边坐下，和他说话。我惊讶地看到，老徐双眼充满眼泪，马上就要滚落下来，他甚至无法抬头看我。见我坐过来，这张桌子很快坐满，老徐这才平静下来。
这是我在报社生涯中最没齿难忘的一幕：一个全国性大报的总编辑，在双重压力下，近乎崩溃！
后来风波落定。我自此开始赋闲，大量阅读。
眨眼四年多过去，报纸又一次改版，每周剩下两块版没人要，终于想起还有我这个八十年代的大编闲着，问我要不要。明知是死路一条，我还是要了，办不下去再说。
没有任何一家大报会这样做，把两个整版交给一个编辑就不管了，你爱登什么就登什么。直至创刊号问世前两三天，老徐才给我打电话问："你那个版叫什么名儿呀？"我刚好想出来，说叫"冰点"。老徐一听就笑了，"别的呢？"我说就这一个。老徐说，你总得给我几个可以选吧？我说就这一个，没的选。
95年元月，《冰点》特稿版就这样登台亮相了，鬼使神差一炮打响。过了个把月，老徐跟我说，好几家报社老总给他打电话，问《冰点》这个点子是怎么想出来的，真好。"我真没想到读者这么快就接受了冰点这个怪异的名字。"
说来也真是匪夷所思。重返一线以后，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没有任何一个老总事先过问我的选题，只看大样，真是想登什么就登什么，大部分时间直接付印。而只要觉得有问题，老徐总是自己拿着大样来找我，一边商量一边删改。
1998年，报纸又一次改版，这次简单直接，每周给我四个版，爱登什么就登什么。我则毫不犹豫地将这三块版办成言论版。我跟老徐说我将每天刊出一篇《冰点时评》。老徐是搞言论出身，深知言论难写，他犹疑不定地说，"不一定要每天都有吧？"我说得每天有，"要不怎么能叫时评呢？"
《冰点时评》又是连滚带爬地坚持住，一年干出150多篇。一个省报评论部主任给我来信，说他一篇评论被总编辑枪毙，他问老总应该怎么改，老总回答说，好好看看《冰点时评》怎么写。
当然也会惹祸，有一次老徐拿了一份文件给我看，一看是对一篇时评的批示。我没看出是啥意思没当回事儿。过两天老徐见我说，你的检查呢？我懵了，啥事儿需要检查呀？批示呀！原来只要是这个级别的批示，必须给上报处理结果。我只好写了一份"检查"，老徐一看，说你这叫检查吗？你这是辩护。算了，我来写吧！我又躲过一劫。
故事还有很多，一言难尽，点到为止吧。
2004年初，老徐终于到了退休年龄，即将卸甲归田。我们一些和他共事多年的部下，在报社附近一家上海餐馆，集资摆酒为老徐践行。谁也没有想到老徐是有备而来。
老徐正色说，今天这个场合，我要首先对在那年后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表示道歉。
举座皆惊。对一个大报总编辑来说，这样的话在私下场合都不容易说出，何况公开道歉。这天的酒宴，因老徐的公开道歉而染上了一层悲壮色彩。有在场同事后来说，老徐的这个公开道歉反映出他真正的思想底色，为他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完美句号。信哉斯言。
中国青年报1978年10月复刊后，迅速焕发青春，进入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先后由钟沛璋、王石和徐祝庆掌舵，前赴后继，大约持续了25年。
老钟主政时发表了"小厨师批评商业部长"的震动全国的报道，被打电话责问，这么大的事儿为何不事先向书记处汇报？老钟平静回答："你们不知道为好。"
王石主政时发表了青海高干子弟杨晓民一案，受到无理指责，被迫写检讨，他跟我说，写不出来，"头晕脑胀，屁滚尿流"。最后还是老徐捉刀为他写完检查。王石此时距退休年龄还有多年，但他义无反顾辞去总编辑职务，不伺候了。
老徐接任报社一把手职务达17年之久，可谓空前绝后，任内经历了千钧重压，如履薄冰，最后还是不辱使命，光荣退役。
2004年12月，报社领导层发生地震，时任总编辑李学谦去职，从人民日报社社调来李而亮任总编辑。这年8月，李而亮发布了一份中青报编辑记者管理条例，核心条款是：上级领导机关表扬，编辑记者就有赏；上级领导机关批评，编辑记者就要挨罚。
这等于是彻底取消中青报的舆论监督功能。8月15日，我在报社内部网上发表了我对这份管理条例的抗诉长文，引起强烈关注。人民日报老社长胡绩伟前辈亲笔来信，告诉我人民日报老同志都看了，非常高兴，坚决支持你。
老徐尽管退休了，仍按习惯每天上班。这天我俩在走廊相遇，我问他看了抗诉没有。老徐说看了，"他搞不成了！"
此时老徐还是全国记协主席团成员，一天去记协开会回来，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说是中间休息时，各大报总编辑把他围起来，纷纷打听抗诉结果如何，有的总编辑干脆就说李而亮怎么可以在中青报搞这套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仅仅一天，这份管理条例胎死腹中，宣布作废。
2006年元月26日，终于发生了勒令《冰点》停刊事件。2月16号，报社社长向我宣布，《冰点》将在3月1日复刊。我作为主编去职，提前6年结束了职业生涯。
再次赋闲，很少去报社了。但还有老习惯，买到一些不容易看到的书，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报社给老徐送书。后来又有一次老徐给我带话，说人大新闻系前辈教授甘惜分听说我出了一本新书，向他要书，老徐说我也没有啊，嘱我务必给甘教授送一本。我次日即去报社给老徐送书，惜乎不在，只好请办公室转交。从此再也没有见面了。
如今故人已乘黄鹤去。我们这些部下也已经垂垂老矣。回首经年，新闻理想主义，如今安在哉？
谨以这些零星回忆为老徐送行。一拜再拜。
（2022年元月6日夜）
【作者简介】李大同：生于1952年，四川南充人。前《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冰点》周刊创刊主编。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