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独特品质也随之确立：怀疑主义，追求科学，推崇理性。到启蒙运动后期，就连各个基督教的教派也都接受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价值。
卢梭、伏尔泰、康德等启蒙巨人早已进入大师的殿堂。他们塑造的“现代性”在全世界高歌猛进，甚至成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标尺”。
走入“现代”所最需要的理性主义，尤其为启蒙所强调。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康德《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对启蒙做了盖棺定论式的定义：启蒙就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的状态中觉醒。
是什么让我们陷于不成熟的状态呢？因为我们惯于希望有个人能给我们发号施令，有精神导师能直接给我指导，有书能直接告诉我们答案。
但是，启蒙则要求我们自由地做出决定——每一个人都有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人的这种自由的精神，才能让我们走向理性，摆脱蒙昧的不成熟的状态。
人的自由，这一“现代文明的核心”被启蒙运动清晰地点明。这一思想释放了人的活力，让每个人自尊自立、认识世界；现代思想中的批判性思考和纠错机制，“形而上”的信仰追求，求知求真求新的学术传统，全都源于个人自由精神。
“何谓启蒙”的呼吁，更是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之路成为每个转型时期都要面对、要追寻的问题，正如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便被形容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未完成的启蒙”。
而当下面临的种种“现代”问题，同样很大程度上源自上至知识精英下至平民百姓对启蒙的片面理解。
◎只重视法兰西启蒙，忽视苏格兰启蒙
启蒙运动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启蒙思想所指明的现代化路径却很多样，甚至天差地别，可以总结为两种——法兰西启蒙和苏格兰启蒙。
法兰西启蒙更加强调人的理性，批判君主专制和等级社会，批判宗教狂热，他们建构的未来社会图景，最为重要的是自由、平等和宽容，后来演变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口号。
我们熟悉的很多现代社会理念，都来自这一思想倾向，诸如：理性和意志是衡量真理的尺度；大众的民主权威，高于个人自由和宗教伦理；自由就是砸烂所有“制约人类天性的枷锁”，平等就是消灭一切“等级差异”……
这种启蒙思想，虽然对现代启蒙有重大贡献，却也带来了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多少人被无辜滥杀。后世以法国启蒙为原型的现代化，也常常走向理性、人道的反面，将人间变成了修罗血狱。
而苏格兰启蒙运动以休谟、斯密为代表，他们认识到理性对社会变革方面的局限性，并不一味强调对理性的建构，对现代怀着“保守主义的审慎”。他们认为，应该尊重社会既有的习俗和习惯，未来社会的基础是市场、法律和道德：
社会是新陈代谢的生机体，制度源自人的互动，而非理性设计；伦理习俗具有超越科学的神秘权威、复杂智慧，不能被人的权威淹没；自由的边界是私产、自愿和契约，否则就是放纵；真正的平等是人格、权利的平等，不是天赋、结果的平等……
苏格兰启蒙也由此确立了英语国家“现代化”的转型路径——宗教社会、有限政府和市场经济。
面对这两种启蒙精神，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大多对法兰西启蒙深深着迷，而全然忽视了启蒙运动中的苏格兰启蒙。他们怀着浪漫激情，鄙视宗教习俗，追求“无秩序的自由”，宣扬“无信仰的理性”。
◎转型中的反启蒙倾向：反对专制，却热衷于编织奴役大众的乌托邦。
我们将Enlighten译为启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启蒙的误读。按照汉语的理解，启蒙很容易理解成，向未蒙昧的民众和幼稚的孩童灌输知识和真理。那么，知识精英对于民众便有引导、监护之则。
殊不知，这种观点正与启蒙背道而驰。康德对启蒙的定义里明确指出，启蒙就是要摆脱受监护的状态，摆脱对监护者的依赖，勇敢而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做思考判断。
于是，启蒙反而促进了反启蒙的展开。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的知识精英，出于现实政治和变革的迫切需要，只不过把启蒙的口号当成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工具，热衷于号召民众。民众也只需跟随，不需要自由理性。盲目追随的群众越多，似乎“启蒙”的成果越大。
就如著名哲学教授邓晓芒所说：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按照同一个“启蒙”的逻辑而走向了大众崇拜甚至愚昧崇拜的不归路，以新的造神运动来“启”群众之“蒙”，让群众陷入幼稚就是美、盲从就是力量、愚蠢就是“觉悟高”的幻觉。
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中写道：“今天与18世纪没有什么两样：世界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光明，纠正启蒙思想缺陷的途径不在于回归蒙昧主义，而在于进一步的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