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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若诚/英达家族百年文化世家的文脉断了,还能找回来吗

英若诚先生(1929-2003)

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英若诚先生的家族,是一个百余年来中国少有的文化世家,也是一个百余年来备受戕害的家族。

它呈现的,是时代潮流裹挟下。中国文化在斯文与侮辱之间的曲折命运。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1867-1926,右)与他的:儿子英千里(1900-1969),英语教育家(右三);孙子英若诚(1929-2003),表演艺术家、翻译家(右二);曾孙英达1960-),导演、演员(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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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深秋的一天,清华大学英文系教授钱锺书,把大三年级的期末考卷带回家里批改,11岁的女儿钱瑗在旁边给爸爸登分。

突然,钱瑗指着两份卷子说:“这个英若诚跟这个吴世良要好,他们是(男女)朋友!”钱锺书疑惑不解:“你怎么知道的?”钱瑗说:“全班人都是用蓝黑墨水答题,只有他俩用的是紫墨水!”

就这样,同班同学英若诚和吴世良的恋情才终于曝光。

对这两个学生,钱钟书都不陌生。

据说,钱锺书先生晚年时曾经说过:全中国真懂英文的,加起来只有两个半,一个我自己,半个是复旦大学的林同济,还有一个,是台湾辅仁大学的英千里。

很多人都知道,马英九是给蒋经国当英文秘书起家的,他的英文,就是英千里先生教出来的。而英若诚,就是英千里的最钟爱的儿子。而英千里本人,又出生于一个典型的晚清民国崛起的知识精英家庭:父亲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始人;岳父蔡儒楷是北洋大学创始人和北洋政府教育部长。

至于吴世良,同样出身民国大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吴保丰先生,是民国初年第一批学成归国的留美学生,中国无线电事业的奠基人,后来长期担任交通大学校长。

英若诚与吴世良的恋爱故事,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精英家庭子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写照:隐忍、低调、隽永,永远静悄悄却又自有浪漫情致。

1950年7月17日,他们在北京结婚。从此以后,这个家庭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开始了身不由己的“漂泊”,在荣誉与侮辱峰谷之间几经波折,最终不可逆折的走向文化上的败落,成为典型的近代中国文化世家的命运样本。

英若诚、吴世良夫妇在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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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英若诚和吴世良相识的前一年,吴家正经历一场巨大的历史考验。

吴保丰先生是二十世纪第一代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三十年代,在他的擘画下,中国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在南京建立。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他为五个孩子分别取名:温、良、恭、俭、让,吴世良是他第二个孩子。

然而,就是这样温柔、敦厚、谦虚、静默的学者,在巨大的威权面前,却保持了内而外的风骨和傲气。

吴世良之父,原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1899-1963)

在这样家庭里长大的吴世良,终其一生,始终保持着高贵、优雅的文化贵族气质,无论身处优渥抑或身陷囹圄,从未表现出任何自娇自傲或者自艾自怜的态度。直到临终前,吴世良都在翻译美国华裔女作家包柏漪的名作《春月》。主人公春月,仿佛正是吴世良的化身:隐忍、博学、坚毅;写字、画画、做诗,静悄悄地吃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一面。

吴世良、英若诚合作的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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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起吴世良,英若诚的家族,更仿佛是一个宛若奇迹的传奇。

这个奇迹的缔造者,是英若诚的爷爷英敛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这个原名“赫舍里·英华”的满洲正红旗下层武士,都是一个传奇。他只活了58岁,却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创办《大公报》;二是创办北京辅仁大学;三是创办北京慈幼局。

1902年,35岁的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时,曾向读者解释过这三个字的寓意:“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各固已善矣”。自从创办伊始,《大公报》就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从创办之初的“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敢骂酷吏、不避权贵”到四十年代的“不党、不私、不盲、不卖”,《大公报》是中国报人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

季羡林教授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大公报》创刊号

到了晚年,英敛之深刻意识到“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的同时,不能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

这所大学就是亚洲惟一一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资创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本笃”为校名,英敛之坚持取名“辅仁”,典出《论语》中的“会友辅仁”。

辅仁大学旧址,现为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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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家人来说,英敛之的故事太过遥远,他的儿子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

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年仅12岁的英千里,就被父亲交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这个举动至今令英家后人啧啧称奇,“英敛之这个人意识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眼光、气魄,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

英千里(左)先生与父亲英敛之、母亲爱新觉罗·淑仲

英千里(左)与父母骑马照

十二年之后,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婚后头六年,他仍然生活在欧洲,偶尔回国探望。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中国话都说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推进社会变革。这种“追悔莫及”的心态,使他开始重新反思当年“全盘西化”的主张,最终创立了以兼收中西之长为宗旨的辅仁大学。

英敛之亲自帮儿子挑选了妻子——北洋大学创始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蔡儒楷的女儿蔡葆真小姐。英若诚后来说,“一个是当时天津唯一一家报纸的社长,一个是当时天津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这是一桩典型的门当户对的知识分子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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