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千里的姑姑英杕（培根学校校长）生日，英氏家族在培根学校合影。后排右四为英千里，左八为蔡葆真。
回国以后，英千里一度同时担任辅仁、北大、北师大三校教授，薪水最多时每月一千块大洋。每月发了薪，孩子们就爬在床上拿大洋当玩具。当时北京城里的福特汽车，不超过二十辆，其中一辆，就属于英千里教授——每到暑假，他就带着全家人去京郊的别墅度假。而平时，他带着一大家子，住在晚清重臣庆亲王奕劻的府邸。
英千里（右一）担任辅仁大学秘书长
更令人羡慕的，是这个当时的知识精英家庭的民主空气与文化氛围。
母亲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英千里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印象中父亲只打过一次孩子。英千里有三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孩子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父亲情绪一高，就把孩子们叫去，给他们讲希腊神话，每天都讲一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特别生动，太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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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
多年后，英千里在《铁窗回忆》一文章中提到，平津沦陷以后，学校大多数的教授们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他也是其中之一。后来，看见许多知识分子竟去当了汉奸，还有日本人的种种暴行，让人再也无法忍受，英千里便力邀辅大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及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等，以研究明末的爱国志士顾炎武的学说为名，共同成立“炎武学社”，鼓励“人心不死、国家不亡”，实际上则是组织秘密团体，从事地下抗日工作。参加的成员，全是当地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
1941年12月30日深夜，英千里在睡梦中被摇醒，被拿枪的一个日本人和三个伪警察带上手铐，押到了北平公安局。妻子蔡葆真对12岁的儿子英若诚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被你父亲夹在一本书里，得在日本人发现之前找到它。
日本人逼英千里招出沈兼士的下落，“只知道他头有病，半个月前去西山一座庙里养病”，英千里回答，“是哪座庙我不清楚”。日本人哪里相信这套说词，逼供、威吓，还把他带到院子里，横绑在一条长凳上，一人按头捏鼻，一人向英千里嘴里灌水。就这样拷问、灌水，不知进行了多少次，英千里都坚持不屈，侃侃而辩。
虽然在狱中受苦受难，英千里心里始终保持着一片宁静，没有恨，也没有忧。大家知道英千里在日本人手中受了许多酷刑和侮辱，可是英先生本人却从来不愿提起，“日本人所以要这样做，是站在他们本国的立场为了他们本国的利益。真正让人痛心疾首的，是那些过去对日本人、对国人出卖人格与灵魂的汉奸们”，英千里曾感慨地告诉学生。
英千里先生
英千里在监狱待了三个月，日本人用尽刑罚，却一无所获。作为在家的长子，英若诚无数次给父亲送吃的，送衣服，他到死都记得父亲在日伪监狱里的编号：770。
1944年，英千里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直到日本投降前两周，他才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一夜之间成为大英雄。
日本投降后，英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一包绵白糖。整个抗战期间，与绝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一样，英家与祖国同甘苦，共命运，他的几个最小的孩子，甚至没有见过白糖的样子，以为那是雪。
英千里的国大代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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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在此之前，英若诚曾专门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这是英千里最大的担忧。
到台湾后，英千里把全部心血投入了教育事业，他除担任台大外文系主任外，还在多所院校任教，并和辅大校友们共同努力，促成辅仁大学在台北市开学。据台湾教育界人士介绍，有一段时间，台湾省所有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的英文教科书，均出自英千里之手。
台湾大学师生。中排右起：钱思亮（校长）、沈刚伯（文学院长）、英千里（外文系主任）
在台湾，英千里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而在海峡的那一边，他的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却因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关系复杂，多数被组织拒之门外。
1969年10月8日，英千里因肺癌在台北耕莘医院故去，享年69岁。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公教保险费新台币13.8万元全部捐给英氏奖学金基金会，用于嘉奖优秀青年。他的最后一笔款项，永远留给了后人。
英千里辞世后，蒋介石为他亲笔题写了“教绩孔张”的匾额，“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思会。出殡那天，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员。
蒋经国全程参与英千里的追悼弥撒
直到十年之后，英若诚访美，才从白先勇那里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又过了十四年，英若诚才在父亲学生马英九的帮助下实现了去台湾祭扫先人的愿望。在父亲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团聚”，此后，英若诚的身体状况恶化，再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
英千里先生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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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千里的儿子“英若诚”的名字，是请史学泰斗陈垣先生取的。
当年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时，英若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英若诚为此放弃了剑桥的入学机会，进入清华大学念英文。毕业以后，因为同样酷爱戏剧，他和妻子吴世良双双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院长曹禺先生钟爱的演员和助手。1958年，因为出演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里的刘麻子，英若诚一举成名。
英若诚（右）在《茶馆》中饰演刘麻子
改革开放后，英若诚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正经用场，他结识了美国战后最重要的剧作家阿瑟·米勒（他也是玛丽莲·梦露最后一任丈夫），《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等名作，都是由英若诚翻译、引进到北京人艺的外国戏。
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家》和《十五贯》。他是当时北京人艺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马可·波罗》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
英若诚曾说，“我们提倡爱国主义，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有的人认为应当把中国说成好而又好，革命灯塔、世界乐园、人间天堂，这便是爱国……这种说法太片面，经不起比较和事实的检验，往往连真正的伟大之处，也被后代轻易否定……什么叫爱国？就是‘要在他的领域里赢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不能关上门做皇帝”。
1986年，他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晚年英若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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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的牢狱之灾，是英若诚一生永远的创痛。
1952年起，北京市长直接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他还获准可以阅读大量英文读物。结果，1968年他以“美苏双重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经过多次审讯，他才意识到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曾经为那位被打倒的彭市长工作过。
他在北京、河北等几座监狱过了三年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们16岁的女儿英小乐被送到内蒙古插队，7岁的儿子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住在下水道里，在街头要饭吃。在自己最需要模仿学习父母的年龄，英达和他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教育，这是英若诚一生无法消弭的心灵创伤。
作家“惠说惠道”说她在北京，接触了一些世家子弟，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他们似乎并不是我想像中的那个阶层的人，为什么他们身上似乎没有他们父辈身上那种斯文体面的气质呢？
慢慢地，她找到了答案，新中国频繁政治运动的冲击，令每一个家庭都受到了不同的伤害，父母忙着搞运动，小孩子是没人教育的。回头看，这些政治运动已严重戕害割裂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体现在个人家庭生活中的就是即使是世家子弟也全然丧失了温润斯文的气质。
英达无疑是一个典型代表。
英达与前妻宋丹丹
几年前媒体重炒旧饭，拿2011年“英达涉洗钱”的旧事炒作——英达和妻子梁欢为了规避美国税务局的监管，多次来往于多家银行，每次存款额度小于1万美元。这种斯文扫地的小里小气，这一个个的英达和我们，构造了当下中国的气质。
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超过战争和自然灾害，对家庭成员的伤害更是超过战争和自然灾害。当政治运动来临时，英达的所有亲朋好友都在追求“进步”，努力切断与家庭的纽带，实际上也就隔绝了与家族文化血脉的传承。
如今，英达把梁欢和儿女放到了美国，如很多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一样，他们想找到不浮躁的家庭生活，也想借此治愈自己年少时一人流浪在北京街头时所受的伤害。
只是，文脉断了，还有可能找回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