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队最先逃跑的是张先痴（南充市文联干部，1980年“改正”后曾出任《嘉陵江》文艺编辑）、周茂其（巴中市人行干部），他们从天津取道准备偷渡香港，后被逮捕归案分别判处10年、15年有期徒刑。我于1961年春末夏初砸铐逃跑，走到广元即被抓捕，关在“415”支队集训队小监。
何谓“集训队”？这是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蔑视人权的又一“重大发明”。他们发现即使把这些异类关进监狱，也不能得到“改造思想”的理想效果，于是便采取分化瓦解、以人治人和队中设队、监内设监的毒辣手段。他们把劳教分子分为“左、中、右”三个大类。所谓积极接受改造的（即那些失去人格与尊严，专门检举揭发打小报告，企图用别人的痛苦换取提前“摘帽解教”的人）；一般接受改造的（指那些既不反抗也不卖命，在劳动与生活上随大流的所谓中间派）；反改造的（指那些不向政府靠拢，不打小报告，坚持个性与人格尊严的反对派）。在反改造分子中又分为三类，即经过批斗愿意悔改认错的；虽未悔改认错但仍能争取转变的；“坚持反立场”死不改的死硬派。
第一、二类在严格的监督下作为“反面教员”留中队继续改造，以警示其它“教民”。第三类送到支队集训队直管。集训队出工有武警押着，晚上睡觉有武警看着，大小便有武警跟着。这样他们还嫌不能折磨人和侮辱人，又专门设置小监。顾名思义就是单独牢房。被关押的人不劳动，月定量为22斤，每日八两，吃住拉撒在一个屋子里。人是群居动物，把你单独隔离关押，既不能吃饱又不见阳光，其残酷程度可想而知。
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
我在小监关押了近两个月，一天突然把我放了出来，叫我回薛家桥新建的二中队报到，奇怪的是竟然无人押送。这时才得知毛泽东因发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不得人心，导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得到“平反”。于是党内一些有良知的领导干部也提出应该为右派平反。此时正值苏共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除继续揭露清算斯大林残暴专横的罪恶外，还肯定铁托和南斯拉夫马列主义联盟的功绩。大家一时间借题发挥，认为“中共太残暴”，“毛泽东是斯大林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民主自由”，“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人性”，“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升虚火发高烧”，全国“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全是人为因素造成”，“共产党要向全国人民清罪，毛泽东应引咎辞职”，“中国共产党应学习南斯拉夫铁托，把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更改为马列主义联盟”等等。
毛泽东是个要个人威信不要全国人民死活的暴君，他不但不认错，反而变本加厉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所谓“最高指示”：“右派不存在甄别问题。”于是，一线回归的春光化为乌有，不满、愤怒、仇恨在大家胸中燃烧！时有难友周居正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学习南斯拉夫，更名为“马列主义者联盟”！此语一出赞同者众，想不到竟酿成“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冤案，使不少人或血洒刑场，或瘐死狱中。
周居正早在就读师范学堂的1945年便参加中共地下党，1947年在重庆领导“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并且发动“民变武装”，被国民党逮捕，与《红岩》作者罗广斌一同囚于白公馆的渣滓洞监狱。1949年9月，当所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他和罗广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绣制五星红旗。到了罗广斌的《红岩》小说及电影作品中，这一情节被移植到了女共党江姐即江竹筠身上。
打右派的痛苦经历，加上他早年追求的理想，促使周居正重新开始思索，他在日记上写道：“毛泽东以流氓无产阶级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在中国要实行的社会主义，要领先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先觉分子，高举三面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和国家制度；发展经济建设，实现国强民富，建设民主、富强、独立、社会主义的中国。”案发之后，这段话便成了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的“纲领”，也是周居正被杀的重要罪证。难友王景（原一机部重庆供应站科员，大学生）在作了一番研究后提出：“中国应该运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南斯拉夫的方法，美国的科学制度。”
我同队同铺的难友杨应森，一个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献身革命的中尉军官，因在整风中提出“军队国家化”的建言，便被划为极右，开除军籍送来劳教。现在又提出“应赶快建立马列主义联盟，以挽救中国，解人民于倒悬”的观点，并开玩笑说“愿自任书记长”。
我当时认为“检验一个党一个领袖，不是纸上写的东西或嘴巴上的大话，要看他是否给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