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市文联的王志杰，偷偷在纸上画了一幅头戴王冠、身穿长衫、坐在龙椅上的农民，一手拿着马列主义盾牌，一手举着法西斯屠刀，左脚踏民主，右脚踏自由的漫画。就是这些私下的言行，想不到竟然成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给不少右派难友惹来杀身之祸。
右派中的“王连举”
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右派也不是铁板一块。人是有思维的动物，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异而变异。一些“教民”由于经受不住苦难的折磨，更经受不住“立功受奖”的诱惑，总想积极“靠拢党和政府”去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争取早日“摘帽解教”，廉价地充当酷吏的搜山狗。
原南充市公安处法医、错划右派姚凤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了“立功”，立即向中队作了检举，说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在积极发展成员，伺机准备暴动，还列举了几十个人的名单。中队立即向大队报告，大队立即向支队报告，支队立即向劳改局报告，劳改局立即又向省公安厅报告。为了抓住“证据”以利于“破案”，公安厅以姚凤起为特勤人员，打入根本不存在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担任“组织部长”。姚凤起立了大功，不但获得了“摘帽解教”的赏赐，两个儿子的户口直接迁入北京市，数十名难友却因此走上断头台！
大约在1962年11月，四川省公安机关突然在筑路支队宣布戒严，一次抓捕了近200多名右派，全部戴上械具关入戒备森严的集训队。接着在各中队召开杀气腾腾的大小会议，号召全体劳教人员“自首坦白，检举揭发”，搞人人过关。
一时间，整个筑路支队风声鹤唳、一片恐怖。对于被认定的几十名骨干分子，更是日夜刑讯，威逼口供。不少人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经过一年多的关押审讯，最后把供认或基本供认的69人定性为“反革命”成员，经中共四川省政法党组批准，由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经四川省高级法院审判，69名被捕人员中有23名被判处重刑，其中死刑2人，死缓3人，无期4人，有期徒刑14人。现对遭受重判的23人进行简要介绍：
周居正，原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大学文化程度。四川合川人，判刑时38岁。1945年参加中共地下党，后失去组织关系。1948年被捕，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1949年11月脱险。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四川省劳改局“415”筑路支队劳教，1961年解除劳教、留队就业。1962年7月被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1963年11月被判死刑，1964年3月被杀于四川省永川县。1985年其妻提出申诉，1999年被驳回。其妻继续申诉，未立案。
杨应森，原共军泸州步兵学校教员。四川岳池人，33岁，1966年11月22被判处死刑，提出上诉被驳回，于1964年3月被枪决。
魏昭，南下干部，原重庆九龙坡区政府副科长，共产党员。湖北均县人，36岁。1963年11月5日被判处死缓。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83年、1986年省高级法院两次驳回其申诉，向最高法院申诉，置之不理。2001年1月因病去世，2005年3月其妻再申诉，未立案。
陈仲伟，原重庆西南设备安装公司工人，四川巴县人。30岁，1958年被划为坏分子，劳教，1962年5月解除劳教，清放回家。1963年11月5日被判处死缓。
廖廉康，原简阳机制砖瓦厂医生，四川荣县人，35岁，1963年11月17日被判处死缓。
冉茂涵，原长寿县小学教员，四川酉阳人，44岁，1963年11月7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彭恢荣，原犍为县粮食局、区供销社会计。四川犍为人。32岁。1962年4月清放回家，1963年11月6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杨全松，南下干部，原西南炮校、重庆炮校参谋、教员，旺苍县人民银行干部。江苏溧阳人，31岁。1963年11月16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朱文安，原社会职业不详，四川什邡人，50岁。1958年被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5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傅汝舟，原省建工局、省城市规划设计院干部，大学文化程度，四川汉源人，38岁。1963年12月15日被判刑20年。提出上诉，1964年1月5日维持原判。
袁进修，原万县师资训练班学员。染平人，31岁，1963年2月15日被判刑20年。
李玉平，南下干部。原屏间山县粮食局干部，青年团总支书记。上海人，31岁1963年11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81年被驳回申诉，2003年再申诉，2005年6月再次被驳回。
彭福志，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铜梁人，38岁。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被判刑20年。1980年9月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84年申诉，未立案。1989年因病去世。1999后、2005年其近亲属提出再申诉，未立案。
熊绍武，转业军人，原秀山县合作联社采购员。秀山人，30岁。1960年清放回家。1963年12月16日判刑20年。
王景，原一机部重庆供应站科员。大学文化程度，达县人，35岁。1963年12月16日判刑18年。据说是劳改中因工伤事故死亡，事实是被活活打死于“415”支队的101队。
费宇鸣，原江油县人民银行干部，大学文化程度。成都人，33岁。1963年11月17日判刑15年。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1981年申诉，被驳回。2003年再申诉，2005年6月再次被驳回。
陈民国，原涪陵县民办小学教员，大学文化程度。涪陵人，33岁。1959年劳教，1963年12月17日被判刑15年。
梅明春，原江北县小学教员。江北县人，50岁。1963年12月17日被判刑15年。
陈彦，转业军人。原平武县粮食局干部。贵州大方人，34岁。1962年6月清放回家，1962年12月17日判刑15年。1980年复查错划右派，予以改正。
20、朱梦波，转业军人。曾在华阳干部疗养院任助理医生，后在成都开业行医。江苏无锡人，33岁。1958年被劳教，1960年11月被判处管制3年。1963年2月被捕，1963年12月18日被判刑10年，提出上诉，被驳回。1965年提出申诉，没有答复。
21、陈有为，原武胜重庆小学教员。武胜人，31岁，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农村监督劳动，1966年到内蒙，被“捉回”。1961年劳教，1963年2月日被捕，1963年12月18日被判刑12年。1980年复查，属于错划右派，予以改正。后提出申诉，1981年8月24日省高级法院再审判决，宣告无罪。
22、朱世臣，新都人，26岁。原西南师范学院学生，被划为右派、劳教。1962年清放回家。1963年新都县法院判刑13年。
23、谢友树，射洪人，33岁，转业军人，1955年在重庆被收容。1958年劳教，1963年广元县法院判刑8年。
二、劳教队所在地法院加刑5名。
吴建章，内江县法院加刑8年。
贺少真，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管光荣，广元县法院加刑10年。
魏登高，荣山县法院加刑10年。
杨福民，荣山县法院加刑10年。
三、由当地公安机关管制17名、劳教3名等处理共41名。
筑路支队：李朝富、朱绍文、黄光明、周志坚、邓先基、殷立万。
永川看守所：胡荣光、周荣华、陈云武。
永川茶场：谭国仁、焦德润、易永康、刘大学、锺克勤、张国中、李治民、杨兴寿、李才义（另案处理，现已平反）。
荣山煤矿：陈昌辉、陈光裕、谢永昌、范通才（因另案被捕）。
芦山苗溪茶场：李平扬、马国才。
秀山县：舒顺德。
达县：任明晃。
灌县：汤从田、魏兴志、郭福良（农民）、姚凤起（免刑）。
犍为县：刘华年。
松潘县：唐永禄。
河南镇平县：陈同瑞、杨温友。
陕西原县：余运中。
吉林省某县：李海龙。
灌县唐崇才、邱福明等
以上诸君均为清一色右派，此材料原件现存于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高级法院审判卷宗》，档号：16666-16758。
逃过一劫
在大搜捕前的两月，我因难忍饥饿，三人偷米150斤被捕，为求活命越狱远逃西北，于1963年1月通辑归案。在押解回成都的第二天，筑路支队头号狱官金支队长，亲自到监狱提审我。他说：“只要你坦白交待，检举揭发他人，我们立刻‘清放’你回家。”
我听后微微一笑道：“感谢金支队长教育，你‘清放’我回家，我已经没有家了。我的爱人耐不住早划清界线离了。还有，我不知‘坦白’什么？‘交代’什么？又‘揭发’谁？”
他迫不及待道：“马列主义者联盟的事。”
我说：“马列主义还要交待吗？那不是改造我们的思想武器吗？”
他气得脸色发青，斥责我道：“你装蒜，我问的反革命集团。”
我说：“我不知什么集团，只知逃跑。”
“你为什么要跑？”
“你们打我吊我，又不给吃饱，我咋不跑。”提审最后不了了之。因我出身童工，“解放后”又参加过历次政治运动，对共产党“坦白从宽”的政策心知肚明。我在省厅秘密监狱关押近两年时间，审讯我的是省厅七处两名干员罗某和李某。他们百般哄骗、千般施压，也奈何不得我这个狡黠的“死顽固”。引诱我上当，我不跟进；暗示我“立功受奖”，我不动心；用饥饿摧残我意志，我勒肚忍受。自始至终都是一句话：“吃不饱就要逃跑，‘马盟’事件一概不知。”气得两位干员吹胡瞪眼，骂我“忘本变质，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最后以“越狱逃跑，抗拒改造”的罪名，加判我有期徒刑12年。
判刑后，李某和我长谈了一次，他说：“晓枫，你是共产党、毛主席一手培养起来的年青工农作家，可你不改造思想，忘本变质。这次算你滑脱了，下次如果再犯到我手里，定叫你粉身碎骨！”
李某言之切切，两眼杀气。噫嘻！我总算活了出来。
坚决不可“坦白从宽”
周居正、杨应森等人都是知识分子，尽管身为共产党员却不知共产党的“粑粑烫”（四川话，厉害之意）。面对刑讯与引诱，轻信“坦白从宽”、“立功受奖”，一旦留下口供，留下笔录。“粑粑烫”的共产党就凭这些口供笔录，最后杀了他们。
杨应森被判处死刑之后，他们为了“教育”我，把我同他一起关在死牢陪罪。一天，趁监管人员不注意时我悄悄问他：“应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哟？”
他无可奈何道：“晓枫，哪有什么组织啊，你是知道的，就说了那些不该说的话而已。全是苦打成招、饥饿煎迫的结果。唉，在这个暴政压迫下，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一死为净。你看，我全身哪儿不是伤痕。”语毕，仰天长叹，一脸黯然。我解开他衣服一看，果然全身上下伤痕累累。天呀！谁能挺得住？
我和周居正不在同一个劳教中队，却一同在省公安厅梓橦巷秘密监狱关押过。监狱里三个监区，他关在三监区，我关在一监区。一次放风，大概是新来的狱吏搞不清楚案情，把我们监舍四个人赶到三监区的坝子里放风。我听说他关在这里，不知是哪个监舍，便引吭高唱电影《夜半歌声》中的插曲：“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已燃遍了整个欧洲，我们的热血，第聂伯河奔流……”
歌声唤来了他回应，监舍一处铁窗的洞孔里弹出一个纸团，纸团上只有“保重”两个字。再看，一张清瘦的脸颊上嵌着付眼镜，镜片后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黑洞洞的铁窗后面闪灼，像盏明亮的灯，没有声音，只有示意：勇敢点，顶住邪恶！……
听说周居正被宣判死刑后留给妻子曾昭英的遗言是：“相信党，相信历史，永远跟共产党走！”然而，他的两个儿子终因经受不住残酷的政治歧视和精神压力，一个在农村用镰刀割喉自杀，一个跳嘉陵江自尽而死。他的妻子曾昭英申诉喊冤几十年没有任何结果。
他们被处决后，我又和判处死缓的魏昭关在一起。魏昭在结案后仍戴着沉重脚镣，胆怯慎行不露口风。一次闲谈，当他知道我是筑路支队的“劳教右派”时，相互才拉近距离。他悄声问我：“为什么事关在这里？”
我笑笑说：“不知道。”
他又问：“判没有？是不是‘马列案’？”
我道：“可能有些牵连。”
“你承认没有？”
“我承认什么？根本没有的事。”
他“哦”了一声，不知是出于失悔还是为我侥幸，沉默了好几天后，才把他手抄的判决书给我看。我看后问他：“上面定你的罪是事实吗？”
他摇头道：“根本不是事实。”
我道：“不是事实怎么会写上，你上诉呀！”
他摇着脚上沉重的脚镣道：“你不见杨应森、周居正都杀了，我想死么？”
我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进一步问：“他们怎么审你？”
他极小声地说：“一是骗，二是逼，三是打，有一次还打得我吐血。”
我听后骂了一句：“畜牲，真他妈的不是人。”
不几天调监舍，我又和原长寿县小学教员、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冉茂涵关在一起。经过私下交谈，他也是喊冤叫屈，审讯过程大体一致。
1964年10月4日结案后，我被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改造”，又结识了此案判处死缓的陈仲伟（原重庆设备安装公司技工），判无期的彭恢荣（原四川省犍为县粮食局会计），定案情况均为引诱胁迫与拷打，根本不存在什么“反革命”组织。
1980年底我“平反”回归报社，不知是出于“感谢”还是出于“嘲弄”，专门买来水果去省厅七处看望审讯此案的预审员李某。见面后他极为尴尬，沉默了好长时间才略显内疚地告诉我说：“晓枫，想不到你会来看我，不会介意当年吧？我病了，现已是肝癌晚期。唉，也许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吧？”
我淡淡一笑，安慰他道：“俱往矣！我们都是被历史捉弄的人啊！”
此时我还不知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并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后来忙于工作和拼搏，直到2003年才从朋友口中得知，由于中共当局拒绝受理，此案迄今为止还在覆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