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南巡途中，邓小平于1月18日抵达武昌站，在车上会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当时邓小平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关广富和郭树言给“中央”带话，“谁反对13大路线谁就下台”。江泽民次日便收到了湖北省委通过中办机要交通局传来的绝密件，获悉此话。随即江泽民又知道了邓小平的深圳讲话。但是，江泽民在2月20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之后，当决定用中央文件向下传达时，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借口，删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大量内容。
在中共的官媒上，关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是深圳市委派人记录整理并上报的。当时深圳市的官员只知道，邓小平离开深圳后，坐船渡过珠江，去了珠海；但他们不知道邓小平去珠海干什么。事实上，邓小平在珠海要秘密会见的就是准备替换江泽民的乔石，这比在深圳的讲话更重要。
邓小平1992年1月19日上午到深圳，他1月23日离开深圳去珠海前，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以邓小平的“讲话很重要，香港有报纸对讲话乱猜测”为由，希望深圳报纸做正面报道，被邓小平驳回；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也再三请示，海外已在传闻，是否可以正式发个消息？邓小平仍然不同意。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谋划中的秘密珠海会议还未开始，他的换马计划尚未部署好。
四、秘密珠海会议：军系和政法头目对邓小平效忠
中共出版的有关邓小平南巡的书中没提到这次秘密的珠海会议，官方的《邓小平年谱》中也没有相关纪录。但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时代》一书披露了珠海秘密会议的部分内容。邓小平的南巡是以家庭度假的名义离开北京的，江泽民等人并不知道邓小平要到哪里去。当时在珠海有一个内部公开的会议正在进行，那就是负责政法的乔石从1月20日到1月24日在珠海主持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但邓小平并不打算在那个会上露面。
实际上，1月23日这天，在珠海有两个会议。一个是半公开的，全国政法系统都派人参加，中南海里的江泽民当然知道；另一个秘密会议是乔石事先与邓小平秘密约好的，邓与陪同他南巡的军方实际控制人杨尚昆一起，加上从北京赶到珠海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杨白冰，而代表政法系统参加秘密会议的就是乔石。
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今年1月26日发表的文章《江泽民的应对与抉择》，引用傅高义书中的内容披露，邓小平南巡期间曾在珠海召开秘密会议。这次秘密的珠海会议表面上与军事规划有关，由政治局常委乔石主持，“由于乔石分管国内治安，开这样的会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当时邓小平心目中用来替换江泽民的正是乔石，所以这个秘密会议真正的中心话题就是换马江泽民，即傅高义所说的，“可能和中国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有关”。在珠海会议上，邓小平把他在武汉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笔者注：这是指江泽民）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很显然，这次会议不是参会的少数高层各自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已，而是商讨如果江泽民不倒向邓小平，那把他换掉之时以及之后如何稳定政局。《多维新闻》2018年3月26日的文章《江泽民亲述：邓小平曾想用乔石替换我》，也谈过同一件事。此文引用傅高义的话说，1992年2月3日（农历除夕），邓小平离开珠海5天后，江泽民打破了以往不给邓小平打电话拜年的习惯，特地借拜年向邓小平“请安”；傅高义提到，江泽民“后来承认，这次通话并非随意而为”。此后江泽民便倒向了邓小平，背离了陈云派。
邓小平离开广东以后到了上海，当时陈云也在上海，但两个人都不想见面。知道大势已去的陈云懂得，这种时候最好是默认邓小平的精心谋划，甚至言不由衷地表示有限的支持。
五、江泽民“考试”过关
江泽民的转舵历经数月，在此期间，邓小平一直不见江泽民，而是在观察江泽民“拿着”邓小平出的“试卷”，“考试”能不能过关。
1992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奉命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亮牌转舵。3月9日到10日江泽民在北京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3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长篇新闻，等于以政治局的名义向全民通报了江泽民的转舵。
当时北京也有一些不懂高层政治的人在议论，邓小平不过是个普通党员，他说的这些算数吗？也有人说，邓小平背着中央到外地讲这些中央没有讨论过的重大问题，是不合适的。其实，在中共的高层政治当中，邓小平当时不仅仍然有强大的势力，更重要的是，他捏着江泽民等中南海高层个人安全的命脉。这指的是，江泽民“六四”后虽然接任了军委主席，但那只是个虚衔，他无法控制军队，军权在杨尚昆手里；而邓小平虽然不再担任军委主席，但80年代初期他已经把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交给了亲信杨德中掌管，江泽民接任军委主席后仍然不能插手警卫局事务。
邓小平退休后仍然掌控警卫局，为什么就能掌握江泽民的命脉？2005年1月12日，曾任中共一把手的华国锋对访问他的长沙市委秘书长蒋新祺讲过：“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中央警卫局派出的高层随卫不仅向警卫局报告首长行踪，而且无条件地执行警卫局下达的任何命令；如果警卫局的命令是把枪指向警卫人员负责保护的首长，这个首长只能束手就擒。当时江泽民既然掌控不了警卫局，他这个名义上的一把手就只能被警卫局掌控。
正是通过这种警卫制度和邓小平个人对警卫局的掌控，邓小平能迫使江泽民转舵；而江泽民自己对能否获得邓小平的原谅，其实在1992年10月的中共14大之前都忐忑不安。当时江泽民的心态通过这样一件小事可见一斑。1992年5月他到玉泉山看望14大报告起草班子，但大家都发现江泽民的情绪不高，面色不好，他还对起草者说，“报告一定要写好，不管14大谁来作这个报告”。如果这个报告要由别人来作，那他就下台了。那些对政治十分敏感的“笔杆子”们感到，江泽民对自己的地位缺乏信心。
江泽民为了过关邓的“考试”，1992年6月9日特地到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进修班讲话，说明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需要做些什么，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天后江泽民终于获准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表示，他对江泽民的讲话表示满意，这让江泽民如释重负，算是考试过关了。
我写了三篇关于邓小平南巡背景的文章，下次将是最后一篇，分析邓小平路线的成败以及习近平如何部分推翻了邓小平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