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口拐卖常常是跨省流动的。
妇女和儿童，被从西贩运至东，从比较贫困闭塞的省份，拐卖到相对富裕发达的省份。
具体来说，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新疆是主要流出地。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福建、广东则是主要流入地。
2004年，来自多个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者们组成了一个“华东五省云南/广西籍被拐卖或拐骗者流入地个案研究”项目组。
研究者们去了华东的五个“买方省份”——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福建，面对面访谈了许多位被拐卖的女性。
在江苏接受访谈的，正是六位被拐卖到徐州的女性。
那六位接受访谈的女性，哪些因素造成了她们被拐卖？她们曾经历过什么？曾反抗和逃离过吗？后来，她们又为什么不回家？
六位被拐卖到徐州的云南女性
为什么是徐州?
徐州有两个特点，一是（曾经）比周边穷，二是交通便利。
江苏是国内富省，对贫困地区来说，“江苏”自带光环。比起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徐州就被比成了“欠发达地区”，几十年前尤其如此。虽然徐州近几年GDP增长较快。但2002年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评估了13个江苏省辖市的综合实力，徐州排在第11位。这意味着徐州及其下属县城和农村，**对周边人口的吸引力不够**。
徐州又是南北的交通枢纽。称得上“全国综合交通枢纽”的城市也就几十个，徐州就是其中一个。至少在交通上，“外来媳妇”的流入是很便利的。
二者叠加在一起，使得徐州成为了“云南女性被拐卖骗婚”的典型地区。1985年以后，许多云南籍的女性被拐卖到徐州，1988年~1990年是高峰期，单单一年里被拐到徐州的婚姻迁入女性就有2000~3000人。
不仅如此，1993年以后，甚至出现了“人带人”的现象。为了利益，一些先期到徐州的女性开始介绍家乡的女性（包括14岁~18岁之间的大龄女童）过来。一些此前被拐卖的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老乡卖老乡”，也是徐州某些村庄有着许多云南籍女性的原因。
2000年，全国进行“打拐”专项严打。此后，徐州的拐卖妇女儿童有所下降，立案数目也从过去的一年上百起，下降到后来的一年几起。
然而，许多被拐卖到徐州的女性，人生已经永远被改变。
大部分时候，买方属于“当地偏穷的人家”，或者是男方个人条件差，难以在当地婚娶。
徐州的6位女性流入的家庭，有4个属于贫困家庭，因为家穷娶不到当地媳妇，而买/娶一个外地媳妇，成本要低得多。
A的**丈夫年龄过大，比她大16岁**，结婚时33岁，在当地这个年龄基本娶妻无望，“说过不少，总也没合适的，后来请人算命，算命的说他错过机会了，在本地找不到了，要找个外地人做媳妇，这样可以冲喜”“自己年纪小，还是小孩，他这么大，心里觉得很害怕。”
B流入了贫困家庭，“**一月不吃一瓶油，****一年不吃一回肉**”，不仅如此，由于在村里是小姓，家族人少势弱，也常常受到欺负，“现在这么穷，村里有扶贫款，就是不给。”因为没有申领到扶贫款，所以她家到访谈那年还借住在别人家里，没有自己的房屋。
C流入了贫困家庭，“当时**婆婆常年生病，经济条件也不好**，生活条件比其他人家差，在当地找对象有困难。”而且家里也是小姓，“赵姓的势力比较小，办起事不如姓李的（村里大姓）的那么顺”。
D**丈夫当时已经42岁，（D仅16岁）**，父母已故，连“买妻子”的钱也没有，是**在路上强“拉”妻子回家的**。
E流入的家庭则更加复杂，**丈夫身材矮小，长相丑陋**，不受父母喜爱，也得不到多少父母的庇护。E因丈夫的丑陋而十分难堪，从未让自己娘家亲戚见到她丈夫。不止如此，丈夫的二哥因为在分家时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经常借酒发疯，大吵大闹，甚至暴打家里人，E就多次遭受二哥的拳脚暴力。
F的丈夫家庭贫困，而且**男方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腿部残疾，难以自理，不能做农活**，只做点缝纫活，但维持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差，差，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他家最困难了，比他再困难的，只有老光棍了，没有比他再困难的了”。
贫困的家庭，糟糕的男方条件，非自愿的婚姻，都增加了被拐卖女性的痛苦。
怎样被拐卖的？
六个人里，相对来说“自愿被拐”的是C。她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同意嫁给来云南的丈夫的。
C丈夫的表嫂也是云南人，表嫂表哥来云南走亲戚，C的丈夫跟着来了，于是遇见了C。当时C听丈夫说，江苏徐州这边“不用砍柴烧，不用背，不用挑，是平原，什么都用机械化，干活很轻松，还有很多苹果树”。C觉得比自己在云南的生活好很多，就跟家里说，想出去，不想在山沟沟里过一辈子，想知道“大世界”是什么样。
到了徐州后，C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也发现很多情况不太符合，比如没有苹果树，机器（拖拉机）是别人家的，但是她安慰自己，“骗不骗也就这么回事……是平原不假，也不用挑，不用背，开始的时候也不用我干活……”
如果说C还是部分知情，那么ABDEF则全是非自愿、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拐卖的。
A和B是被熟人或亲戚骗出去后被卖的。
A的**熟人给她介绍了一个“能找活干”的人**。她并不认识那个人，但出于对熟人的信任，而且希望干轻松、挣钱多的活，就跟着那人走了。
B是**一个有亲戚关系的“小大姐”说要带她去县城玩**，她上了车，那个“小大姐”却偷偷下了车。车上的男人是人贩子。
E和F是去找工作，被伪装成劳务中介的人贩子骗去卖掉的。
E跟着姐姐去昆明玩，姐姐出去做生意，让她在旅社里等，**她上劳务市场找活干****，碰到几个人说有大生意**，让她跟着走，她跟着上了火车，发现去的不是之前告诉她的地方，但已经上了火车，下不了了。
F赶集时遇到两个本地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汪，**说可以带她出去打工**，她跟着这两人走，就被卖掉了。
D的遭遇可能是最惨的那种，**在村里被亲戚下药**，强行拐卖。
姑奶奶的侄女给D下了麻醉药，她昏昏沉沉了三天，醒过来已经被带到了徐州火车站。和她一起被带出去的还有她姑奶奶，她姑，都被卖掉了。她趁人贩子没注意逃了出来，却走投无路，不识字，身上没钱，也听不懂当地的话，又遇到现任丈夫，**被他硬拖回家**。
人口贩运之所以难以禁绝难以辨认，原因之一就在于，几乎什么样的犯罪者都有。
人贩子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单人犯罪，也有团伙犯罪。有人说是要帮助介绍婚姻，嫁到好地方好婆家；有人说是要带你去见世面开眼界；有人说是要招劳力介绍工作……陷阱多种多样。
有人觉得被拐卖女性是自己不够谨慎，然而像D那样在村里被亲戚下药，又该如何小心预防？何况许多被拐卖女性成长于传统农业社会，那是建立在诚实互信的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和“亲缘社会”。人们会自然地信任亲戚、朋友、同乡，对自己的小孩也大多是“放羊式”管理……研究发现，在许多流出地农村，子女外出数日不归，不告知家长，家长也不过问不追查。比如“华东五省流入地个案调研项目”访谈的21个人里，被拐卖的那次离家，7个人告知了家长，14个人未告知，未告知者为告知者的两倍。
这些文化习俗，正是人贩子所利用的。
电影《盲山》
不要期待被拐卖女性是完美受害者，要看到她们的生存逻辑和实际处境。
研究发现，被拐卖的女性往往有个共同点——**生存于多重困境中**。
她们家乡偏远闭塞，这是地理困境；家庭穷困，这是经济困境；家里缺少温暖关爱，这是情感关系困境；身为女性，更早地辍学，更早地承担家庭重任，成为童佣、童农，这是性别困境。
A父母早早亡故，**A****只上了半年学就辍学**，帮哥哥家**干农活、带小孩、做家务**，“家里有羊、有猪，上午吃了饭，把羊、猪往山上放，下午太阳下山赶回家。二哥家有三个小孩，跟我差不多大，比我小两三岁，小时候就帮着带小孩……在家帮他们干活，没法上学”。
**D没上过学**，想上，但爸爸在外工作，她是老大，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要带，父母就让她辍学做家务，“父母叫我不要上了，家里很忙很忙，所以我也不上了……我从小就比较顾家……**七八岁就在家放牛，12岁洗衣服、带弟妹**……”
E记得，自己家乡“不太好，**有饭吃就不错了**，钱么，就不要说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钱花的”。
F母亲改嫁给继父，她和哥哥都**被迫辍学，在家里做家务**，而继父的孩子都去上学，“家里有一群羊，叫我去放，他的娃子都上学了，我们都没有上学去。不愿意去，就打我。每天背一个大筐，里面放几个京果（饭团），一点榨菜，极辛苦。（痛哭）”
她们没有受教育权，没有家里的资产继承权和事务掌控权。她们唯一可说得上拥有的，是一部分自身的择偶权和外出打工权。她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善自己的生活，几乎只有“嫁到好地方”“去好地方打工”这两条路。她们的“库存知识”和“库存能力”，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双手。而为了抓住偶然出现的机会，有时候，她们就会忽视或者放弃一些知情权。
不能仅仅用“愚昧、无知、轻信”来定义她们。她们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并没有错。生而为人，谁不想脱离贫困，谁不想改善生活，谁不想为自己和家人获得食物、健康保障、教育和工作机会？
历史学家吴思曾在解释“强盗土匪靠什么生活”时提出一条“血酬定律”——“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用血肉之躯所受的伤害，换取这个躯体生存所需要的资源，就成为一种‘活路’。”
搏命，可以换钱。
研究者认为，“血酬定律”适用于任何以命相搏者，包括许多被拐卖拐骗者。
一个偏远农村的贫穷文盲女性，她所有的，也不过是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命。
以我身、我命，赌一条出路。
有时候，她赢了。有时候，她被拐卖了，满盘皆输。
她们拥有得太少，以至于高风险的赌博，竟成为理性的选择。
反抗为何没能成功？
被拐卖的女性，至少要面临四大困境。
一，个人能力、知识、信息不足。
二，拐卖拐骗者的强力控制。
三，收买者及其家庭，还有流入地社区的强力控制。
四，原家庭和原社区的不支持、不接纳。
被拐卖的女性，常常属于“大龄女童”，14岁以上，不满18岁，她们尽管生理上已经成熟到可以“售卖”，但心理上则依然处于易被控制恐吓的童稚状态。另外，许多被拐卖的女性在传统农业社会里长大，熟人社会的规则、经验、能力，都与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截然不同。她们不识字，语言不通，常常不会听也不会说普通话，既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能向谁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