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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一直以来想跟妻子坦承实情,但勇气总是一阵一阵的。有一次我们俩休假,一起去西安旅行。路上见着她心情好,我想跟她坦白,但话到嘴边,我还是说不出口,忍不住去想这些话一说,游玩的好心情就会被打碎。像这样天人交战的时刻,自结婚后,我的内心里经常上演。
我知道,最要紧的是带妻子去医院检查“两对半”,查明她体内是否有乙肝抗体。但由于我心虚,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跟妻子提起检查“两对半”的事。
一次回老家的路上,我见妻子有点心不在焉,好几次问话她都慢半拍,我疑惑地问怎么了,她委屈地跟我说:“其实我想早点要个孩子,之前每次回老家,妈妈都说很想抱孙子,我们现在还不准备怀,怕这次回去妈妈又要说我了。”妻子太顾及家人的感受,压力很大。
她此前已表达过多次,为了安慰她,我只好口头答应备孕,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于是有了备孕前,我们商量去做一次孕前检查的事情。我盘算着,正好可以让她检查一下“两对半”,确定她是否有乙肝抗体。
体检结束第二天,检查结果就出来了。早上8点半,在门诊大厅正式对外开放前,我就和妻子到了医院等候。在窗口领取到体检结果,我把妻子带到走廊上一处人少的地方,翻看起那份体检报告。
“快点看结果,都正常吗?”妻子语带期盼地催我。
我正焦急地翻找着有关“两对半”的检查结果,如果她有抗体,就意味着不会被传染乙肝病毒。我也可以找她坦承自己的病情。
报告单厚厚一叠,一大半的单子都显示结果正常。翻到“两对半”检查报告时,我的心情用“大吃一惊”来形容不为过。妻子“两对半”五项指标中,有三项呈阳性,明显是“小三阳”的特征。这意味着妻子跟我一样,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很可能是我传染给她的。
我没能藏住我的慌乱和愧疚,妻子见我愣住,忙问我:“怎么了,是有什么问题吗?”
我问妻子,之前是否检查过肝功能和“两对半”。妻子表示不知道我口中说的两个项目,只带着困惑的表情,表示之前单位体检她没有查出问题。
“有一项检查出了问题,我跟你说,但是你先别难过。”听我这么说,妻子的笑容逐渐消失。
“那你做好准备了,”我开始跟她讲述她的检查结果,“有一项检查叫乙肝两对半,正常来说,五项指标只有一项是阳性,你有三项是阳性,俗称小三阳。”
我继续说:“不过别担心,全国十分之一的人有这种症状,我现在担心的是,母亲的病毒可能会传染给胎儿。而且,我也有……”
没等我说完,妻子把身体转向一侧,哭了。再转过身时,她哽咽着问我:“怎么办啊,我们还能要孩子吗?”我搂过她,擦去她的眼泪:“你这样我更难过,这个病一般没有什么问题。医生和我说过,只要好好休息、注意饮食,不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也是这样的病,我是从小就有,而且比你更严重,我都不担心,你担心啥。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现在才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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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有啊,这个病严重吗?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也没听家里人说过,可能也没去检查过。”妻子委屈地说,好像对我的隐瞒并不当回事,还关心起了我的症状,得知我的更严重,妻子还抱了抱我。
我鼓起勇气面对真相,问医生,妻子的小三阳有没有可能是被我传染?医生结合妻子体内的乙肝病毒量,告诉我应该不是短期内形成,应该早就有。
现在,我们夫妻两人都是携带者,意味着备孕之路会更加艰难。母婴传播是乙肝病毒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妻子是“小三阳”,新生儿在宫内被感染的几率是10%,即使接种乙肝疫苗,母婴传播的阻断率也不是100%。
而在中国,约有30%~50%的乙肝患者是母婴传播所致,成人肝硬化、肝癌,很大概率也是是在婴幼儿时期感染上乙肝病毒。
我不敢再想象下去,甚至希望妻子的检查结果是误诊。跟医生商量后,我决定第二天再带妻子来复查。
晚上,我打电话给在老家农村做工的母亲,说明妻子查出“小三阳”,希望她能陪我们一起去复查。母亲立马承诺跟单位请假,明天一早过来。
从早上进家门开始,母亲便一直安慰妻子,让她不用担心。在医院复查时,妻子不仅查了肝功能和“两对半”,也查了病毒DNA定量。下午结果出来,依然是“小三阳”,但病毒量不高,肝功能也正常。
肝病传染科医生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夫妻俩都携带乙肝病毒,但只要做好产检,可以尽最大可能规避新生儿患病的可能。此外,他还建议我们直接去产科门诊问问。
谢过医生后,我们去了产科专家诊室。一位头发布满银丝的中年女医生正在坐诊,等里面咨询的两个孕妇都走了以后,我才从袋子里拿出妻子的“两对半”和病毒DNA检查报告,轻声地咨询,生怕别人听到。医生不紧不慢:“这种情况很多,没有问题的,怀孕后定期来检查就行,孩子出生后都会接种疫苗,基本能免受感染。”
医生的话给了我们宽慰。备孕两个月后,妻子顺利怀上孕,我们一家人都高兴不已。
孕期第三个月,按照要求需要建立产检档案。我注意到医生用印章在档案本的外壳上戳了一下:“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这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标志。我的孩子今后办理入学手续,也要提供此档案本。
我再次不安,担心会对孩子今后的生活造成影响。或许,老师和同学知道孩子家长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会远离他。
我的妻子仍在孕程中。我们商量着,等孩子出生了,一起去大城市的医院瞧瞧。我们想听取更专业的医生建议,更系统地学习如何避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把病毒传染给他。另一方面,我们也想弄明白,当下的医疗水平到底能否将乙肝病毒彻底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