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初秋，同为湖南老乡，深受郭嵩焘推崇的魏源平生第一次来到香港，香港的繁华让这位《海国图志》的出版人感受到强烈的震撼，他甚至夸张地把自己所看到的香港比作神话中的蓬莱仙境：山邪云，城邪人，胡为兮可望不可亲？岂蓬莱宫阙秦汉所不得见，而忽离立于海滨。豁然横亘兮城门，市廛楼阁兮兼郊。中有化人中天之台千由旬，层层级级人蚁循。龙女绡客阑干扪，珊瑚万贝填如云，贸易技巧纷诈谖。商市罢，农市陈，农市散，军市屯，渔樵耕馌春树帘，画本掩映千百皴。旗纛车骑畋狩阗，蛮君鬼伯甲胄绅。合围列队肃不喧，但有指麾无号令，招之不语挥不嗔。矗矗鳞鳞，隐隐𣸣𣸣，若非天风渐荡吞，不知逞奇角怪何时泯。俄顷楼台尽失陂陀存，但见残山剩树断桥只兽一一渐入寥天痕。吁嗟乎！世间之事无不有，世间之物无不朽，影中之影梦中梦，造化丹青写生手。王母双成今老丑，蚁王蜗国争苍狗。若问此市有无与幻真，三世诸佛壁挂口。龙宫怒鼓风涛嗔，回头已入虎门右。
在诗后的题记中魏源自注到：香港岛在广东香山县南绿水洋中。诸屿环峙，藏风宜泊，故英夷雄踞之。营廛舍楼观如澳门，惟树木郁葱不及焉。予渡海往观，次晨甫出港，而海中忽涌出数山，回顾香港各岛，则锐者圆，卑者矗，尽失故形，若与新出诸山错峙。未几，山渐离水，横于空际，交驰互鹜，渐失𪩘，良久化为雄城如大都会，而海市成矣。自寅至巳始灭。幻矣哉！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其可以无歌？
笔者之所以全录这首诗及题注，是因为魏源在当时被推为第一个睁眼看西方的中国人，他的《海国图志》士林中几乎家喻户晓，书中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被士人奉为自慰的精神鸦片，也被后世的统治者引为对付西洋的经典，他也因此赢得巨大的虚名。只可惜魏源杜撰《海国图志》时，连西方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完全是东拼西凑加上抄袭林则徐的《四洲志》而成。当他亲眼目睹西方世界的真实面貌时，他引以为傲的“师夷制夷”的观点显然站不住脚了。而他心中那个中国是无所不有的“天朝上国”，荒蛮之地的“狄夷”只能向“天朝”进贡，而无权与位于“天下之中”的中国“互通有无”的“华夏中心”论的尘梦也在瞬间幻灭了。不过这种幻灭感或许只在魏源的心中存留了片刻，他又陶醉于几千年形成的尘梦之中了。
但郭嵩焘显然不会沉醉于魏源式的尘梦里了，他已经从尘梦中彻底醒来。从上海回江西时，郭嵩焘特意给曾国藩带了两件东西：双眼千里镜和一个风雨表。郭嵩焘想把自己在上海的见识与曾国藩分享，然而令他深感遗憾的是，这位与他风雨同舟数十年的好友，在对待夷狄的问题上却与他有不可逾越的分歧。没过多久，郭嵩焘与曾国藩分手，告别了自己参与创建的湘军，此后十多年，直至曾国藩离世，郭嵩焘再也没有与曾国藩共事，哪怕期间他几次解职回乡，赋闲在家。
网络时代来临后，人们渐渐拨开了历史的迷雾，了解到一些历史真相，郭嵩焘也逐渐浮出水面并进入大众视野。面对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他？
很多人把他定义为他那个时代的先行者，对此我不敢苟同。毫无疑问郭嵩焘有很多先知般的预言，如1859年初，咸丰命郭嵩焘参赞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爷僧格林沁，郭嵩焘认为“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所以他向僧格林沁建议与洋人议和，但被刚愎自用的僧格林沁断然拒绝。志向受挫的郭嵩焘萌生去意，请求回籍，以身体为由反复告假，回到湘阴仅一个月，咸丰十年八月初四，他就从朋友来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然后是京城失陷，咸丰逃往热河号称“驾幸”。郭嵩焘“为废寝食”“痛悼不已”，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还是“昨岁之言”。再比如，他认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而且，“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西洋以行商为国计，其势必不能竟已也”，“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因此，虽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则，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另外，还在英国时郭嵩焘就注意到，此时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日本必将勒逼中国，“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必败，1877就在郭嵩焘的预料之中了。就连自己死后的名声，郭嵩焘也有准确的预测：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其实根本用不了一百代，现在的郭嵩焘已经广为人知，而且再也掩盖不了了。
在笔者看来，郭嵩焘最有分量的预言应该是他那篇中国要想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先经过二、三百年的漫长转型的论述。与郭嵩焘差不多同时的王韬曾说：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郭嵩焘的预期没有那么乐观，他感觉朝廷行政用人“颠倒失次”，“而人心诡变，连读书人都无礼无信，不仁不义”，“上有酿乱之有司，下有应劫之百姓，乱至无日矣”，“回首人间忧患长”，苦难或许才刚刚开始。所以，他认为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深厚、流极败坏的政教，非这样漫长不能指望振兴。他说，武器、制造，有贤者担当，也许三五十年勉强能“望见其涯略”，百年树人，以百年之力或许可以“涤荡旧染”，磨砺出合适的人与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积成人心风俗，真正的改变在于人心风俗。
与他同时代那些所谓中兴名臣相比，郭嵩焘的格局无疑要高出很多，与龚自珍、魏源等士林领袖相比，他的胸襟也要宽广很多，郭嵩焘应该是他那个时代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中国人，他的思想高度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高度。郭嵩焘曾屡屡直言，“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他也非常认同刘蓉“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也”的论点。即使在他死后历经甲午战败之痛的张之洞，面对危局也只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医国之方。但在郭嵩焘看来，要想赶上西洋，首先应该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制度的改变才会有国家改变的可能。“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这是西洋正在遵循的政教，也是西洋崛起的秘密，他引用《诗经》的话说，王者之政，“俾民不迷”，但是，秦以后的中国，“悬法律以束缚天下”，“民之受其迷者两千余年”。他认为靠君主个人道德维持的政治其实是不能持久的，可以持久的是“公之众庶”的政治，这就是西洋立国之本。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与他同时代的日本思想大家福泽谕吉相比，郭嵩焘的认知局限一目了然。郭嵩焘与福泽谕吉可以说是他们那个时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文明认识最深刻的人。1872年，福泽谕吉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劝学篇》，文章的开篇就写道：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就是说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本应依凭身心的活动，取得天地间一切物资，以满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安乐度日。提倡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是现代文明世界的核心价值观念，而宪政民主的国家制度都是为捍卫人的自由、平等而设立。所以人权是第一位的，国家制度则是从属的。福泽谕吉一开始就倡导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无疑抓住了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所在。而即使是郭嵩焘也无法突破中国儒家上下尊卑的桎梏，在他的文章里，是看不到自由、平等等字眼的，他也无法看到经历宪章运动后的英国，人权观念的兴起和个人权利得到保障才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所在。
另外郭嵩焘与福泽谕吉更大的差距在于，为了践行自己的价值观，福泽谕吉一直身体力行，在日本从事教育事业，即使面对反对者发出的死亡威胁，他也没有停止宣传自己价值观的脚步，几十年后，他不但桃李满天下，也把自己倡导的自由、平等观念传入了千家万户，并让它们在日本生根开花，所以即使在一百多年后，日本人民还深深怀念他，把他的肖像一直印在日元最大面额纸币上。而郭嵩焘仅仅把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和对西洋政治体制的一些看法写在日记里，就遭到举国的攻击谩骂，而面对这些攻击郭嵩焘无疑是惧怕退缩的，他没有勇气站出来公开捍卫自己的理念，更没有勇气身体力行宣传自己的理念。从1879年到他去世的1891年，其间有12年时间，郭嵩焘过着几乎是隐士般的生活，他唯一的一次反抗，就是在死后不让任何人参加他的葬礼。
对于中国人的文化恶习，郭嵩焘是体念至深的，所以他才会提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非得历经二三百年才能成功，而仅仅是“涤荡旧染”，就需要百年之力。也或许是对这种旧文化的深恶痛绝，郭嵩焘死后，他把自己埋葬在一个叫蜈蚣开钳的地方，他似乎是想借蜈蚣的两只巨钳，以毒攻毒，把中国积重难返的恶习统统荡涤掉。
2018年7月5日下午，我们从湘阴县城驱车来到汨罗市沙溪镇划江村郭嵩焘墓前祭奠这位十九世纪的思想伟人，郭的原墓已在文革中被毁，现在的墓是2011年重修的，而且已无法恢复原来的旧貌。我们开车离开来到墓葬对面的公路上再回望郭嵩焘墓时，能看到一条巨大的蜈蚣盘踞在田园中间，但那两只巨钳却再也见不到了。而车行十几分钟，就来到了长沙县一个叫开慧镇的地方，那里有规模庞大的开慧纪念馆，我们没有停留直接上了回长沙的高速。从郭嵩焘旧居到杨开慧纪念馆，两相比较，心理落差让人无法承受。
回程的路上，突然来了一场暴雨，但即使雨量再大，时间再长，似乎也无法惊醒中国人新的尘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