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撒手鐗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史良与邓小平。（时报出版提供）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手。连那个“六六六”教授会议，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划铺排的。只不过临到开会，他借故走掉。而且运动的收尾时刻，他把具体操办这件事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调离北京，发配到大西北。我听了，先是震惊，后也不觉奇怪。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再后来，我又听说：大跃进时期，史良见一批党外人士光荣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同意，周公称她是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沈钧儒病逝。
民盟上上下下都以为史良会接替沈衡老，成为民盟中央的主席。罗隆基用讽刺的口吻对父亲说：
“我们的史大姐该当主席了，按座次也轮到了。再说中共也会让她当的，反右全靠她打开了民盟的缺口。”
父亲也这么认为，说：“无反右之功，她的资历也是足够的。”
谁想得到，中共起用的是中共身份的杨明轩（注三）。别说章罗吃惊，恐怕连杨明轩自己也没料到。
据说，自那以后史良的身体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学习，她常请假。杨明轩去世后，民盟就没了主席，直到“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后，民盟恢复了活动，一九七九年十月在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史良才被选为民盟中央主席。时年七十九岁。
一九六五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我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丝发。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我几次从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次返京，住在已被红卫兵占据的家中，陪伴着体质虚弱且终日担惊受怕的父母。一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亲去王府井东厂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焦急忧虑的母亲，煮了稀饭等他回来。下午一点多，年迈的父亲徒步而归。
他喝完稀粥，把母亲和我招呼过来，说：
“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显然，父亲所说的从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亲接着说：
“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老罗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努生（罗隆基的字）就是不给，把风流余韵系于纸墨之间。现在它们都成了罪证和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父亲唤著母亲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成了他们最后的会晤。
一九六九年父亲病逝。
一九七八年，我从四川省第四监狱释放回京。母亲说，为了我的出狱，她找了许多关系，托了许多的人。现在要带我去拜见、面谢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老大姐：史良、雷洁琼、李文宜。我们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洁琼，最后去的是东总布胡同二十三号。在路上母亲告诉我，小陆已经去世。去世的情况非常意外：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在外交部召开的追思会上，小陆谈到总理对他的关怀时，激动万分引发了心脏病而猝死的。
我们与史良的会面是在一楼客厅。几十年未见，身着白衫青裤的她，略显老态，但依旧是仪态雍容。光泽的肌肤、白皙的面庞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难相信她已年逾七十。
母亲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说：“喏，这就是刚从四川回来的小愚，没有你的帮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还蹲在大牢呢。”我赶紧补充道：“数千人的监狱，我是平反释放的第一人。这都得谢谢史阿姨了。”
史良摆摆手，说：
“不要谢我，我没有起关键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这个作用，不过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况。我跟他们讲，章伯钧的女儿怎么就一定是反革命？她在日记里写几句对时政的看法，就算犯法？从法学观点看，简直不成道理。所以，我要替你讲话。在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则的。我史家有个远房的侄子，前几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后来找到我，想让我为他开脱。我把这个远房侄子的情况一摸，发现他不但品质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忙我是不能帮的。孩子从小游手好闲，现在劳动几年，恐怕对他今后的一生都有好处呢。”
吃午茶的时候，母亲关切地问：“小陆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
不料母亲寻常问语，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著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她哭声凄婉，而那样子又很像个冷不防被抢走了心爱的洋娃娃、一个人坐在大房子里伤心抹泪的小女孩。母亲后悔自己不该提到小陆，说了许多劝慰的话，随后告辞。史良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就不远送了。”
母亲和我走出大门，便听见有人在喊母亲的名字：“健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上到二楼寝室的史良靠在临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摇动着那条擦拭过泪痕的白手帕。我俩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那白色始终在阳光下晃动，闪耀。我一向认为人老了，简单的衣食住行，都是无比的沉重与艰难，他们的内心自不会再有炽热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忧伤表达出的至爱，令我感动不已。当我跨入老龄，生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也深刻起来。是的，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归于破灭，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
回家的路上，母亲告诉我：史良兄弟和姐妹有七个，六女一男，她排四。她与姊妹相处融洽，亲密无间。对哥哥──这个史家的唯一男丁，就别提有多好了！百般照料，关怀备至，以至于有人说：史先生的一辈子是靠在史大姐身上过活的。
七君子合影。左二为史良。（时报出版提供）
不管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问一九七五年的事平不平反，母亲都决意要给自己的丈夫写一点文字的东西，留给后人。在搞“章伯钧生平”的同时，她还想搜集一些父亲生前的照片。现在谁还保留着与章伯钧的合影？数来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著春节拜年的喜庆日子，母亲带着我又去东总布胡同。这时的她已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须提前联系，获得同意。这次见面被安排在二楼的小会客室，楼梯的转弯处是一株叶大如盆、油绿乌亮的龟背竹。上得楼去，便从一间敞开的房间墙壁上，看到悬挂着的小陆遗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温厚朴讷都印在那上面。我想，这间屋子就是史良珍藏爱情、持守亡灵的圣地了。
虽是冬日，穿着一件蓝色对襟丝棉袄的史良，却坐的是把藤椅，好像在我们未到以前，她已经坐在那里很久、很久了。此时的她，完全是个老迈之人，稀疏的头发，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迟缓、冷淡。见此情状，母亲尽快地说明来意，在重复两遍之后，她听明白了，对母亲说：“这些事由我的秘书处理，他们会告诉你的。”
秘书的答复是：“史副委员长的包括照片在内的所有资料都很珍贵，概不外借。很对不起，请李先生原谅。”
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
“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五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伤感于母亲要求的被拒？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识。
“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岁月飞逝，留给我们的只有记忆，好在我们还有记忆。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亲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进得大厅，母亲便痛哭失声，站立在遗体前，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
民盟中央的一个在职部长低声问身边的人：“她是谁？”
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钧的夫人。”
另一个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问：“章伯钧是谁？”
老者无语，一片沉默。
在史良前半辈子的律师生涯中，援救过中共地下党，其中最著名的是承办施义（即邓中夏）案。她是个女律师，自然也承办妇女案件，但数量不多。史良承办最多的、也是最拿手的，是遗产纠纷的诉讼。
史良逝后不久，我去民盟中央机关的宿舍，替母亲探望她的几个老友。闲谈中，对其中的一位问及史良身后之事。他告诉我，史良无子女，她的几个侄辈认为史良的首饰可能值些钱，便提出分割、继承的要求。经过请示，决定由他代表组织拿着全部的首饰，领着这些亲属先去珠宝行鉴定其价值。鉴定出的结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针、耳环、项链加在一起，也就值三千块。听到这个价码，后辈一律表示放弃要求。当然，珠宝行的鉴定者，不知道这些漂亮的假首饰所有者，是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首任司法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一个叫史良的女人。
我想，即使晓得了姓名，他们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