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枪声的临近，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面临空前的考验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要求拿起一切可能的武器进行殊死的抗争，尤其是那些来自屠杀现场的学生和市民，情绪极为激烈，理智已被极度的悲愤所取代。他们破口大骂依然秩序井然地静坐在纪念碑底座一带的学生：“你们难道坐在这里等死吗？你们难道还对那群野兽抱有幻想吗？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不上去拼了！为了保护你们牺牲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甚至有人挥舞棍棒威吓学生。的确，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北京市民的牺牲已经足够惨重。这些斥责的话语强烈刺痛着在场每一位人的心，冲动的情绪像旋风般传来。
一名浑身是血的北京大学学生疯了似地冲上纪念碑底座，不断大声地呼喊着：“给我机枪！快给我机枪！我要去杀尽那群畜牲！我要为死难同学复仇……”他根本无法如愿，那些早些时候被学生和市民所搜捡到的军人故意遗弃的无法使用的枪枝，早已由广场学生指挥部有组织地送交给公安部门。他只有失望地抱头痛哭，神情令人心酸。
在广场学生指挥部里，以柴玲为首的学生领袖们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考验。一批批学生和市民冲进来，要求学生领袖们正视军队开枪屠杀和学生市民伤亡的现实，放弃不抵抗的宗旨，号召并带领大家进行暴力抗争。在持续的刺激下，不断哭泣的柴玲曾一度冲动得难以自制，一把夺过广播员的话筒，对广场上的学生大声疾呼：“无耻的政府已经大开杀戒，同学们，我的同学们，你们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拿起任何可以作抵抗的东西，到广场边缘去，准备自卫、准备反抗！”
柴玲的举动当即遭到在场青年教师的劝止。此时此刻，这些学生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将关系到广场上数以千计的年轻生命的安危，责任重大，远远超出了他们这般年龄所能承受的限度。
柴玲终于冷静下来了，在最后关口，她和李禄等广场学生指挥部的成员们，这些历来被认定为激进派的学生代表人物，决定继续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呼吁学生放下手中的任何可被视为武器的东西。
学生领袖和各高校在场的青年教师纷纷下到学生队伍中间，反复宣讲：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我们曾为此作出过许多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继续坚持这个宗旨。让我们以和平来迎接暴力，让我们以平静来迎接死亡，让我们以理性来迎接愚昧。
我带领纠察队员在纪念碑底座一带将一些石块、汽水瓶子和棍棒等不是武器的武器收集到一起，集中管理，以防止个别人在激愤之余有违和平请愿的宗旨。纪念碑一带的学生手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武器的东西，哪怕是一块石头或一个汽水瓶子，军队所面对的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和平请愿者。
四周的枪声越响越近，牺牲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广场和每一个人的心灵。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的带领下，全体人员起立，庄严地宣誓：“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为一小撮阴谋家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丧生，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
紧接着，一阵悲壮的《国际歌》声响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歌声盖过了广场四周密集的枪声，也驱走了人们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恐惧和犹豫。
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
此时此刻，人们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洋溢着为真理而献身的神圣情感。学生们纷纷前来与我紧紧拥抱，表示最后的情感。在生与死的临界点许多学生不顾自身的安危，恳切地劝我离去，说：“你是我们尊敬的老师，我们不愿让你冒任何生命风险。”
面对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年轻学生，我除了激动，只是感到悲哀和羞愧。悲哀的是，这些属于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年轻一代，却将直面冷对血腥镇压的危险。羞愧的是，此时此刻，除了极少数与学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高校教师之外，已见不到其他知识界人士。
多年来，许多知识界精英分子一直对学生鼓吹民主，在八九民运期间他们也曾信誓旦旦地宣称绝不背叛爱国学生用鲜血和生命所开拓的争取民主的事业，绝不以任何借口为自己的怯懦开脱，绝不再重复以往的屈辱，绝不向专制屈服，而如今，当真正需要为真理进行最后的斗争时，他们又身在何处？他们的道德勇气又何在？
凌晨一时三十分许，大批军人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沿西长安街抵达天安门广场北面的天安门城楼前，集结在金水桥一带。这支最先到达的军队是属于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所谓“红军团”。这支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北端之初，即大肆射杀集结在西观礼台附近、长安街和广场北端的学生和市民。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为了躲避枪弹，慌不择路地躲进了横跨长安街的地下通道。
中共血腥镇压计划蓄谋已久
几乎与此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南面，近千名荷枪实弹的军人途经永定门、宣武门，从前门方向抵达人民大会堂南侧。大批学生和市民纷纷退入天安门广场，向纪念碑一带靠拢，有不少人先后中弹倒下。
另有一批军人集结在纪念碑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和前门箭楼之间，人数有三、四千之众，配备着装甲车和坦克。
在天安门广场东面，近千名军人集结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带。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试图接近他们，加以宣传劝导，但受到军人端枪阻吓，未能奏效。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在人群中大哭，诉说他的哥哥被军人打死了，要冲上去与军人拼命，被香港女学生李兰菊拦住了。当李兰菊再次发现这位少年时，他已全身鲜血躺在一位工人的怀里，于是李兰菊当场悲愤得晕过去，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临时急救站。
在天安门广场西面，一向紧闭的人民大会堂东侧大门突然敞开，数以千计的军人潮水般地涌出，源源不断。在军方安排的摄影灯光的映照下，只见一片密密麻麻、闪闪发光的钢盔在晃动，犹如无边无际的海洋。（据六四事件后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著的《戒严一日》一书透露，当时集结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军队是一个集团军和一个炮兵旅。）这批军人集结在人民大会堂东侧一带。
从人民大会堂里突然冒出如此众多的军人，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终于醒悟，中共当局血腥镇压计划蓄谋已久，他们早已通过北京城地底下的战备通道调兵遣将，将数以万计的军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等处，做好了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准备。至于连日来在大街上所进行的军人赤手空拳徒步天安门进发的行动，无非是转移人们视线，制造军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显示了军人仁慈克制的虚伪假象，又有利于寻找血腥镇压的口实。
中共当局的阴谋狡诈，是常人所很难体察的。至此，天安门广场已经完全处于四、五万军人的严密封锁包围之下，以武力清理并占领天安门广场作为胜利目标的军队，开始将枪口直接瞄准纪念碑一带的学生。
外界通常认为天安门广场清场开始于凌晨四时三十分，其实，在军队抵达广场之初的凌晨一时三十分许，清场行动即已开始，因为在军队抵达之初，即有许多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伤亡，陆续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研究生程仁舆就是在此时被枪杀身亡的。
紧随着军队对天安门广场包围圈的形成，安置于人民大会堂处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最后通牒式的紧急通告。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人民解放军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
临近凌晨二时，集结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军人开始对着纪念碑上空开枪，一排排子弹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不远处飞过。起初，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放低身子行走，后来就习以为常了。一些记者开始撤离纪念碑底座。
两名学生在广场西北角受到枪伤，一位伤在手部，一位伤在眉部。这两名受伤学生被及时地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急救。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焦急地跑来告诉我，有部分政法大学的学生怎么也不愿离开帐篷。于是，我急匆匆赶到纪念碑东侧的政法大学帐篷，里面果真尚有十多名学生或躺或靠地在睡觉休息。情急之下，我利用教师的权威，喝斥他们集结到纪念碑一带的队伍中去。
来回奔走之际，我发现附近的帐篷里或多或少也有学生在睡觉。
工人、市民奋不顾身保护学生
1989年六四屠杀，北京市民救护受伤学生。（图片来源：64网站）
凌晨二时许，集结在金水桥前的军队派出一支特种部队小分队清理广场北面边沿地带。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会总部首当其冲，帐篷起火，逐渐蔓延为冲天火焰。工自联总部原先处在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在屠杀事件发生后，工人弟兄出于保护纪念碑一带学生的考虑，将总部迁移到广场西北角。
一位幸免于难的工人弟兄手提一只黑色小箱子来到纪念碑底座，但因身份不明而遭到学生拦阻。我下去询问，得知他想将小箱子交由学生指挥部保管。我告诉他，就目前情形看，学生指挥部并非安全之地，还是带着它离开广场为好。
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在八九民运中，最具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
为了保护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军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那一晚，有一队为数三十来人的工人纠察队与我们在纪念碑底座协同执行任务。当血腥镇压的枪声响起后，这些工人纠察人员陆续奔向西长安街。大约在凌晨一时许，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回到纪念碑底座，泣不成声地说，他是唯一的生存者，其它的工人弟兄都英勇牺牲了……。
（原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