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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过来了:很多被轧烂的,脑浆啊,血啊、肠啊,一地都是…

—从天安门广场到秦城再到美国 六四囚徒首度披露

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击的场景:坦克过来了,声音越来越近。坦克开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传来惨叫声,原来炮筒是冲着人群的。坦克走了一个U字型,拐进了人群。解放军打开盖子,往外扔催泪弹。有学生跑过来说,哎呀,前面轧死人了。

“他说,唐恺,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不能告诉任何人听,你向我保证。我说,我不告诉任何人听。然后他说,你讲真话,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我说,有,死了很多人,坦克轧死很多人。他们说,啊,真的是这样啊!

那批人是什么人呢?我不知道。等我从北京秦城回来以后,偶尔有一天看电视,嗳,这不就是那天晚上见我的人嘛。他们是深圳市的一些领导。连他们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有没有死人。你看他们是不是一层层瞒骗。”

和江青比邻而居的秦城监狱

在梅林看守所关了一周后,唐恺被送到广州公安厅,当天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我们一个包厢,四个床位,两个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还有一个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下火车以后,站台上有一个警车等着我。警车四周都蒙着黑布,我也戴着手铐,直接拉到一个地方就进去了。”

同一个号子里关了7、8个学生,包括清华大学的熊炜。他是被当局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之一。唐恺说,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机”。

“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你知道你来了什么地方吗?我说,我不知道啊。然后他说,你看看那边那个炮楼。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周围都是高墙,高墙的四个角就是一个高高的炮楼,和电影里面日本鬼子的炮楼是一样的,圆圆的。上面站着一个武警。四周都是武警。我们那个院子和另外的院子是没联系的。

他说,炮楼的那一边,墙的那一边,那个地方是关江青的。回到号里我就跟熊炜说,哎呀,我们和江青住在一个监狱里面了。熊炜听了以后马上就脸色大变,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他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被关到秦城监狱里面了,这是中国最高级的监狱。他说,我们这一次不是死刑也是无期了,最少要十年了。我当时才有这个概念,有个秦城监狱,是关着中国最高级的犯人的地方。”

唐恺(左)和六四后被通缉的学运领袖杨涛曾被关在秦城监狱同一监号(唐恺提供)

因为参与天安门运动,同一时期也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美国之音主持人陈小平证实了唐恺的说法。

“所有的人刚开始都关在204区,那是秦城监狱的一栋楼,只要是六四被抓的都往里塞,不管你是学生、工人、老师。204是满的,一个房间里关了8到10个人,装不下。确实实隔壁是江青所在的区。”他说。

冬去春来,秦城监狱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出新枝。放风的时候,唐恺看到几位年长的犯人,穿着蓝色的布棉袄,由武警带着给苹果树剪枝。

“有一天那个管教又把我叫出去了,我又跟他聊天。我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监狱有那么老的犯人,我们会关多久啊?那个管教跟我说,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们被关了多少年了。我想,天呐,这真是完蛋了。”

不过不久,事情发生了转机。据唐恺回忆,在东欧发生一连串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剧变后,他们的住宿条件改善了,伙食也改善了,原来总暗示要把他们发配新疆的领导也闭口不提这事了。

9个月后,唐恺获释了。

“我离开秦城的时候,北京公安局提审最后一次提审我。他说,给你三个纪律,你一定要遵守。第一,你要夹着尾巴做人,像狗一样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第二,北京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你不能告诉给任何一个人听;第三,你要记着,我们随时会把你逮回来。”

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

回到南方后的几十年里,唐恺卖过保险,做过小生意。不愿趋炎附势的他生意始终做得不大,但他还是接济过不少89难友,这也给他带来不胜其烦的国保骚扰。

“一个月最多的时候四、五次,少的也有一两次。公安局见我的时候,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就老是威胁我,说我们随时会抓你的。你不要说这些话呀,不要帮助谁啊。我的第一个妻子也因为这些事情经常跟我闹矛盾,后来就离婚了。搞得很痛苦,非常压抑,说真的。”

反送中”运动期间唐恺在香港(唐恺提供)

2018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唐恺在微信上写道,香港青年其实和八九年的学生一样,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没有什么港独。很快,国保的电话打过来。渐渐的,他觉得留在中国的风险越来越大。

2019年9月,六四惨案30周年后,唐恺和家人来到美国,在这里申请了政治庇护。他在亚马逊找了一份送货员的工作。每天尽管辛苦,但心情畅快。

“我来到美国才知道,没有了国保好舒服啊。我都没想到离开中国会那么愉快。哎呀,我就后悔我离开得太晚了。”

直到今天,唐恺的母亲还会念叨,假如当年你没有参加八九学运,今天肯定是个公务员。可是唐恺觉得,一个人在年轻时代能投身那样一场运动,敢用生命去实践理想是一件幸事。他说,这场运动也让他看清了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

“像中国现在的很多行为,习近平的很多行为,我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于什么需要,他们会做出那么邪恶的事情。通过这场运动,自己不断地反省,不断地看书,才能提高到这种意识,所以我反而很荣幸自己能够参加这场运动。”

在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六四纪念碑前(唐恺提供)

33年过去了,还有一件小事让唐恺念念不忘,也让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经离开人世的父亲。当年他在北京街头捡了一梭子解放军的子弹,连同广场上的传单和“外高联”纠察队的联络名单一起带回广州。在他被关进秦城以后,他在广场上的两个小兄弟向审讯人员交代了这些情况。广东省公安厅去了唐恺家,要他父母交出这些东西。

“我妈吓得要死,就跟我爸商量。我爸是老共产党员,老军人。可是那次,我爸说不能交,交的话就是害了孩子。我妈就把这些东西拿到后山上烧了。省公安厅的人后来又来了好几次,我妈坚决说没看到。他们搜查了我所有的包,衣服,都没查到。要是我父母老老实实交上去了,证据确凿,我肯定得判刑了。其实我从初中开始,因为叛逆,老跟我爸闹别扭。那件事情之后,我还挺佩服我爸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人性战胜党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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