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不止是考生的较量，还是社会、学校与家庭资源投入的装备赛。在这场竞赛里，没有任何一方是轻松的。
开封高中钱学森班的语文老师袁泉告诉我，学生如果要考“C9”，她得想办法把他们的语文成绩提高到130分甚至是135分。理科生的其他科目要尽可能往满分上冲，而语文科目主观性强，每往上拔一分，都无比艰难。去年，开封高中的理科最高成绩是裸分727分，“所有科目加在一起，只扣了23分，作文总要扣些分数”，剩下的每一分，所有的老师都在一分一分地往前触探。
袁泉的压力来得比学生直观，学生的求知欲、家长对分数的渴望、学校之间的排名，都会传导到她身上。学校每月参加联考，考后都会出具像一本书那样的数据分析报告，细化到每个学生、各个层次学生的学科成绩比较。压力最大的时候，她也会感到“崩溃”，在空房间里独自哭上一阵儿，“哭过之后就缓过来了”。
十七八岁女生的身体也在发生变化，她们会跟老师诉说自己的容貌焦虑、脱发以及痛经的苦恼。有人还会因为考前的焦虑感出现生理性的不适。袁泉带过的毕业生里，有个女生，一看到学校的桌子就呕吐，“一边呕吐一边上课，吐到不能再吐的时候，回家休息两天，缓一缓再来上课”。班上还有个不能吹空调的孩子，大夏天里穿了两层外套，袁泉过去一摸，手脚冰凉。后来，学校给这个学生单独安排了一个闲置的会议室，让她自主复习。远离了人群竞争的环境，她松弛了很多，偶尔也会把空调打开吹上一会儿。
袁泉越来越觉察到自己对学生的“悲悯”心态。她做老师的头几年，学生考差的时候、粗心写错的时候，“脾气急起来，明火执仗地吵一顿”，但现在，她越来越能理解学生的痛苦。
比起自己的工作压力，她更心疼学生，“老师只用管一个学科就好了，他们却至少要学6科，每个科目都在问他们要成绩。”
学生课堂上打瞌睡，有时她不忍叫起，还会走过去摸摸学生的头。班里发了新的试卷，她给在会议室的女生捎一份过去，再跟对方聊上几句。
老师甚至还要疏导家长的情绪。袁泉班上一个学生的妈妈，哪怕遇到孩子正常的成绩波动，都接受不了，要一趟又一趟地往学校跑，她不得不提醒这个妈妈说：“父母再这样下去，会干扰到孩子。”
河南考生、教师和家长的集体性压力的背后，有一个显著的事实：相比于考生人数的巨量，河南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却比较稀缺。
河南大学的卢克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河南是人口大省、高考生源大省，由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均衡，河南省仅有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两所‘双一流’高校，难以很好地承载起百万学子的‘名校梦’。而省外‘双一流’高校，尤其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在河南投放招生计划较少，与优秀河南考生上好大学的迫切需求存在较大矛盾。”
即便是本省的高校，对于河南考生来说也不容易。有机构做过分析，2021年，文科考生要读郑州大学，天津考生的位次在前15.57%，而河南考生的成绩至少要排到本省的前1.09%。
努力一直追不上录取分数线，这似乎是河南考生的“宿命”。杜媛雪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2年，这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高于一本线10分左右，等她的学生考入这所学校的同一个专业，“高出了一本线32分”。学生还告诉她，她的成绩在班级里只处于中位，不少同学高出了一本线四五十分。
人们会猜测，今年河南的125万考生中，复读生会占据多大比例。河南省教育厅在2009年就叫停了公办高中的复读班，有关复读生的数据难以确切查证。
4名被访者对我讲述了他们“高四”的秘密。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愿意跟人提及这段经历。“禁止公办复读”的政策刚出的头几年，有些高中会把复读班的主体，套一个别的“壳子”，给那些落榜的学生提供回炉重造的地方。也有学生发现，到了高三，班里会悄悄插入几个复读生进来，大多数时候，他们一言不发，“永远都在学习”。
衣橱女孩杨安琪滑档后去了一所二本院校。她不甘心这个结果，回到高中的复读班再次苦读，“每一个知识点都细化到最小颗粒度”，终于上岸了一所985院校。她的心思全放在备考上，“直到毕业，班里的同学都没认全”。
竞争的残酷性甚至会决定人生走向。杨安琪的同班同学里，有两个人都想报考厦门大学，他们分数相近，老师劝说他们，“河南的招生指标少，咱们同班同学就不要厮杀了”。他们协商后决定，那名复读了两年的同学报考厦大，复读一年的同学报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一中高三学生在教室内复习备考。
“河南考生”的烙印
更长时间里，“河南考生”会成为他们身上的集体烙印，甚至辨认同类的一个重要指征。
有一次，杨安琪在川西旅行，遇到一位搭伴的驴友。对方跟她确认了“河南考生”的身份之后，立刻开始对她诉说自己高中的糟糕记忆，“那种地狱模式，再也不愿回去了”。
2021年，在北京二环里的心理咨询室里，何意第一次对外人提起自己高考时遗失准考证的经历。心理咨询师感叹，“这得是多大的心理压力。”何意抽泣不止，把藏在心里的秘密情绪发泄出来。这些年，她一直认为自己因为准考证插曲影响了高考成绩，几乎不会对人提起她考取的那所双非院校。
18岁之前做题形成的肌肉记忆和思维习惯，直到现在都没在秋分温身上全部消失。进了大学，分数突然不再成为唯一的准则，周遭同学的技能异常多元，而她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去抓哪条主线，“整个大学都很忙很忙，太想得到所有领域的认可”，以至于整个大学都“过得很累”。
毕业后在北京找了份不错的工作，秋分温总能把各式情景代入到“考场”。工作是从老板那里领走试卷，开始答题，获得一个漂亮的分数；交友时，会特别留意对方的第一学历，因为她需要凭借高考分数来确认彼此的智力水平，甚至还会根据省份、考试年份、文理分科，做出精确的坐标权重调整。
当然，这样难获得快乐与喘息。今年5月，她在微博上写道：“做题家很难快乐，信奉‘哀兵必胜’，听从父母和老师的解读，对模拟考失利的解释总是‘骄傲了’，逐渐养成悲观底色，但凡察觉一点快乐就觉得危险，是翻车的前兆，怕快乐是时候未到、是没看透。”
那条微博底下涌入大量私信。在长篇累牍的叙述与上千条互动里，有人告诉她，毕业10年了，都怕别人在面前提起高考分数。秋分温想起，自己高中最好的一位朋友在高考后就“失踪了”，最近才终于取得联络。提及这些年“失踪”的原因，是因为她考去本省的一所双非一本院校，“混得不好”，她用了10年的时间来跟自我和解。
很多时候，他们也享受这种强竞争给自己带来的能力上的“奖赏”。高四那年养成的自驱以及归纳、总结的做题方法，杨安琪延续至今。她觉得自己总能在繁杂的事务中厘清主次，工作与生活都井井有条，“这些年越来越好”。
脱离了高考的河南省内“厮杀”，考研是场全国性的竞争，努力的惯性让他们很容易在考研中脱颖而出。陈斐考去信阳师范学院，有名的“考研圣地”。学校没有空调，没有暖气，“夏天热得发晕，冬天冻得要死”，但他不怕吃这些苦，最终考取研究生，后来成了深圳的一所重点学校的老师。
杜媛雪带出的第一届毕业生里，不止一人告诉她，读了大学之后，发现自己的成绩是同宿舍的最高分，并由此能够获得在大学的自我认同。
很多个时刻，秋分温也受惠于河南考生的身份。别人在介绍她的毕业院校的时候，会在后面加上后缀，“河南考生”。她觉察到，这四个字说出口时，“自己在对方心里的智商和努力权重又加了几分”。
河南省温县一中的高三学生在走廊上复习。
（应受访者要求，袁泉和秋分温外，其他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