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没工作的人而言，今年如同一个分水岭，招聘的公司不断消失，私活也越来越难接。收入数字锐减，背后是生活与精神的收缩。
没活了
清晨五点多，汤平睁着眼，就在床上干躺着，脑袋里想的全是还贷的事。
他感到自己最近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了。他让妻子递个东西，稍微慢一会儿火就上来了。俩人没少吵架。最后，还得妻子反过来劝他：“你看别人现在过得还不如咱家呢。”每次聊完，汤平的情绪都能稳定几天，可一到还款的日子，心态又崩了。
而这一切，和没工作有关。原本，他是给巡演歌手伴奏的主音吉他手，一周跑两场livehouse或剧场，每场两千到三千元。年薪相当于一个互联网大厂的小领导。
疫情爆发后，演出一个接一个取消，他有两年多没接到什么活了。
没有演出，很多同行都扎进了夜场。就是底下有大哥喝开心了，甩二百块钱要点首歌那种。赚的比之前少不说，活还不好抢。他不得不开着那辆40多万的新能源保姆车去跑闪送。车是去年四月份，为了给妻子创业的经纪公司谈合作，接送艺人，咬着牙贷款买的。
情人节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单子也多，都是送花的。那时汤平刚入行一个月，由于送单心切，一个没刹住，把前车给怼了。好在前车主人好，下来一看，车没啥事，直接放他走了。
凌晨两点收完车，汤平大概算了一下，挣了一千多。
后来他就再不敢跑了。不是心疼车，是怕成密接。那段时间，司机属于高危职业，总有人跑着跑着就被拉去集中隔离了。“挣那点钱不够自费隔离的。”
无所事事的每一秒都让汤平感到窝心。那是一种被生活推着，又实在不知该往哪走的拉扯。
没工作这一年，对方婷来说过得挺快。靠着靠着工作期间积攒的人脉和资源，私活始终没断过。主要是帮客户做营销策划方案，周期两到三个月，按项目结钱，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三万。
可到了今年，事情正在起变化。
三月底，方婷手上的项目刚刚收尾。打游戏的间隙，她突然想起有人联系过自己，随即拿起手机询问朋友：“你上个月是不是找我了？那个产品推广计划还有吗？”
对方回答：“没有了，产品不上线了。”
她从朋友口中得知，很多广告公司、营销策划公司，都在今年因为没项目而陷入停滞。之前吵着要合作的客户，也都陆续没了动静。她猜，估计是甲方没钱了。
员工没有绩效，离职的离职，被裁的被裁。一时间，所有人都散发着同一个信号：大家都没活了。
几个月里，方婷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白噪音、褪黑素、助眠香薰，全都不管用。极度亢奋状态下，她甚至出现了臆想：地球爆炸了怎么办？我是哪个国家的公主该多好……逐渐，她的行为也不受大脑控制了，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去厨房做饭，却一口也不吃。
精神意志因没有工作而解离，生活也随之悬置。
挣扎
对这些疫情期间的失业者来说，今年如同一个分水岭，招聘公司不断消失，私活也越来越少。直到这时，他们才明白没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工作没了可以再找，活没了可以再接，只要有能力，总有口饭吃。但如果平台没了呢？”
去年五月份离职那会儿，何川每月都能接到四条拍摄项目。作为一名短视频编导，这个频率在上海还“勉强吃得上饭”。其中一部分还得归于他是本地人，不用交房租。
2021年下半年，何川的拍摄数量逐渐从每月四条变成了两条，又从两条减到了一条。到了今年，他彻底接不到活了。
失去收入来源的何川并没有放挺。失业的一年里，他一共面试了一百一十多家公司。有的是投资人转行，没等入职团队就解散了。有的是公司和岗位都在，但进去一看，整个公司就剩老板一个人了。还有一次，他和项目主管聊了两个小时，结果，对方只是找他学学经验，没想真招人。
上海封控的几个月，何川每天除了抢菜，就是到处问朋友：“你们公司还开着吗？”那时，他已经跟政府申请了失业补贴，一个月能领一千三百块钱。
有朋友曾给何川推荐过一家娱乐公司，旗下有个老演员，接不到戏，想转型做短视频剧。正需要他这种既拍过网大，又做过短视频的编导。双方聊得都很不错，就等一个offer。七天过去，他收到好友的消息：公司黄了。
环境的萎靡让何川感到无力。他开始上网搜索缓解焦虑的方法，那是一种让画笔在纸上随身体自由移动的绘画方式。他席地而坐，两手同时画出一团团无序的线条，有时候是黄色，有时候是绿色。整个人仿佛遁入了虚空。
他说：“大厦崩塌后，个体的规律早已不复存在。”他要在废墟中寻找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