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正为中国大陆许多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杨小凯利用前几年在上海经济全球化研讨会和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演讲的机会，特意提醒人们同时也要注意后发劣势，尽管这个观点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
据了解，后发劣势理论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这个概念是一位在政治经济学、在财政联邦主义等领域很有建树的、已经过世的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沃森（Olson）教授提出来的。
沃森使用的英文字眼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是，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简单模仿，而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可以在一个时期里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杨小凯指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落后国家这样做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此时，杨小凯不但是一位经济学家，还俨然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社会政治学家、一位宗教文化学家。
他让人们看到苏联的教训。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今天可以看到，这种短期的成功，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有稳固建立起来。大半个世纪以来，俄国民众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原因何在？北美国家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国家实行单一制。北美国家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各国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另外，北美是新教文化，南美是天主教文化，文化的差异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中国也有许多例子。清朝持续三十来年的洋务运动，想在不改变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杨小凯感慨地说，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苏联的教训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最后又变成“对后来者的诅咒”。
中国后发劣势的具体例子还包括家电行业、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等等。杨小凯回忆，中国五十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的学习成了工业大国。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
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并为许多国人所称赞所认同。可是，杨小凯从中看到的是后发劣势的表现。他认为，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显然，在杨小凯看来，“后发”当然可以有优势的，问题是你是否清楚优势在哪里；如果你舍弃最根本的优势，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诅咒”，变成后发劣势。
制度！此时此地，这是一个敏感的字眼。什么叫制度？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游戏规则，但往往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习惯行为方式。制度里面有非理性主义。这是“诅咒”得以发生的原因。
杨小凯知难而进，尽管费力不讨好。
五，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杨小凯教授的宪政理念
林杨之争看似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其背后有着一个宏大历史叙事，并关系到未来中国发展走向。
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九十年代至今的种种论争，种种问题，如国学和新国学、亚洲现代化（或“亚洲价值”或“新儒学”）、人文精神、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和后殖民、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等等，都同知识分子所感知或追求的某种层面上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有关。林杨之争也是如此。林毅夫算是洋务派精神的传人。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观也是危机感的体现，近于康梁，要求进行变法。
学者还认为，林杨之争，不管结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中国大陆如何宪政转轨。
当今，宪政理念已经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杨小凯是倡导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对英国光荣革命称赞不已，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强调私有财产制度的巨大政治功能。他提出修改宪法，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政治迫害，等等。
杨小凯成名之后，利用接受采访、回大陆讲学的机会，不断表达他严肃的政见。例如，中共十六大允许老板加入中共，一些自由派知识份子也认为这是好事情。但杨小凯指出这恰恰是糟糕的转捩点：官商勾结制度化，利用权来赚钱，再用钱来操纵政治——“这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
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在兼职（或者说参政只是副职），而在美国甚至在台湾，类似职位却是严禁兼职的。杨小凯建议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他表示，中国的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杨小凯还指出，中共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学会搞选举，从基层开始，再逐级往上发展，这样的直选越早越好。他说，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之所以丢失政权，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选举。直选在中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学会选举是一切执政党在宪政民主新时代保持继续执政机会必须走的一条路。
关于“依法治国”，杨小凯指出，这和“法治”是有区别的。所谓“法治”是指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它对违背宪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国”的弊端是，政府制订法律可以不受制约。回顾五四运动，中国人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讲民主和科学，而在杨小凯看来，最应该讲自由和宪政。
杨小凯，一个经济学家，却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成了倡导中国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应该说，这是他生命－学术轨迹所注定的，是其应有之义。中国要改革开放，但如果只进行经济改革而不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地接收了坏的资本主义，杨小凯作为一个对资本主义了解非常透切的内行人，自然心急如焚发出警告。而作为一个在中共专制独裁制度生活过并惨遭迫害的过来人，杨小凯更深刻认识到，这个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唯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在一个题为“中国改革面临的焦点问题”的对话中，杨小凯指出：“中国政府总想与美国结盟，但是总是结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专制制度，搞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他发出警告：
“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关于宪政，杨小凯还指出，其实这也是中共当权者真正的自保之路。杨小凯回顾国共之争。他认为：共产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年把国民党给消灭了。要是国民党不被消灭，跟共产党平等竞争，是对刘少奇、彭德怀他们的最大保护。有国民党，毛泽东怎么会这样无法无天，他的行为就比较规矩，彭德怀、刘少奇，包括林彪，都不会死得这么惨。
“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杨小凯的灵感来自这句英国格言。他分析道，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基于：既然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不过，这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他殷切希望中国跳出“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不过，“革命”这个东西很复杂。杨小凯后来亦觉得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民众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民众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民众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民众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民众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