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之后，李菊梅逢人就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认识他的人亲眼看见她的转变，也都说：“法轮大法好！”
法院在场的人听了李菊梅的故事都很感动，就连坐在律师对面的公诉人也认真地听着，从公诉人的神态，可以看出她也被这一个事实给震撼了。
问完李菊梅的生平，张律师转而问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公安抓走的？”
李菊梅回答：“去年十月二十三号下午，我正在公园里散步，突然来了两辆车，下来四个彪悍的男人把我绑架上车。”
张律师继续问：“你当时在散步时，还做了什么？”
李菊梅回答：“我遇到我以前的学生，她很惊讶：‘呀！老师你身体好啦？！’我说是呀，我炼法轮功炼好了！我就跟她讲了我的经历和法轮功的美好。”
法庭里的李菊梅面色红润、精神奕奕，和当初生病时，形销骨立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更别提她将近六十岁了，看起来却像只有三十多岁的人一样。
张律师接着又问李菊梅：“你有没有使用暴力、强迫的方式让他人接受你的理念和观点？”
她坦荡地回答：“没有！我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处事，怎么会使用暴力强迫他人呢？这与我的信仰相违背。”
问答结束后，张律师以大篇幅的论述说明了“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必须符合两点：一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第二点，是破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这两者缺一不可。
然而，就第一点，从一开始提供的文件，国家确认及公布的十四种邪教里，根本没有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所以，公诉人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李菊梅和哪个邪教组织有关系。
既然现实中，现行的法律和司法组织都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那么为什么有人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呢？张律师紧接着对在场的人做了说明：真正首先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的是九九年十月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说出法轮功是邪教。接着《人民日报》就发新闻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领导人的讲话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新闻媒体的文章，更是如此。
于是，张律师不只从法律上驳斥了以参与邪教名义来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合法性，更提出法轮功学员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保障。
既然李菊梅没有参与邪教，那么她有没有破坏法律实施呢？同样的，在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出示李菊梅破坏了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证据。张律师一针见血地点出，公诉人出示的证据与案件没有关联性。
从扣押清单来看，《转法轮》和炼功录影带都是教人向善的，与指控的罪名没有任何关系。《转法轮》这本书在九九年前，更是人手一本、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的。
至于说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例如“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等资料、口号，其实，向他人推荐和介绍法轮功，就像是商家散发宣传资料，向消费者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一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条。
所以，公诉人控告李菊梅的罪名，是根本没有办法成立的。
当张律师有条有理地阐述完李菊梅无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后，他话锋一转，讲起了一个故事。
一九九二年二月，正是柏林墙倒塌两年后，有一名东德的卫兵因为开枪杀死了企图越过柏林墙的青年而接受审判。那名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那个时候我只是在遵循法律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但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开枪射杀无辜平民的卫兵亨里奇，有罪，判处他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那时，法官在法庭上对亨里奇是这么说的：“作为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枪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讲完故事，张律师再次开口说道：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来构陷李菊梅，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
司法人员应以维护正义、良知、遵循善法做出正确的判决。法轮功教人向善，以“真、善、忍”为准则，福益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因此，应当判决我的当事人李菊梅无罪释放！
张律师话音刚落，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
上诉案结束之后，李菊梅的家人们振奋地带着期待等待着法院的通知。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等待，郴州市中级法院的通知终于到了，家人们抓着纸，纸上黑鸦鸦的字说来说去，表达的却都是同一个意思：维持原判。
李菊梅仍然被判了七年刑期。
在每个庭审的最后，都会交由当事人进行陈述。上诉案那天，李菊梅对着满庭听众、对着控诉她的律师、法官说：世间善恶有报，不要跟随着共产党行恶，三退能保平安，各位请答应我退出从小的红领巾、长大所入的团以及工作后入的党，让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
人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在中共的镇压政策下，也许有些人依然缺乏勇气抗拒，而李菊梅她没有愤怒，也没有提及自己的无辜，她劝告着人们远离邪恶的中共，她在自己的危难中仍然对法官、律师殷殷劝善，在善恶有报的天理下，得以避难得福。这正是她修炼法轮大法后善良境界的体现。
文章转载自明慧广播：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她在被告席上呼唤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