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历代开明君臣为遏贪除腐，颇耗心力，大费周章，然而，因制度之恶、专制痼疾之使然，总是以贪反贪，旧贪未去、新贪复来。不论是唐太宗的“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等苦心诫官的反贪之论和“御史台”制度设计、还是武则天所作的《臣轨》、《廉洁》；不论是五代后蜀后主孟昶所著的《官箴》，还是宋太祖取《官箴》中的“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镌石而成、立于官衙、传于明清的所谓“戒石”，在“历史周期律”的专制循环中，充其量是遏一时之腐恶，此后无不沦为牌坊、成为笑谈。以专制体制肃贪，不啻守污灭蝇，唐宗宋祖不能为，武曌洪武不能为，何况多行不义乏善可陈、富民无方集权有术的中共党魁的主事权斗、以贪反贪、声大势小、极度自吹的所谓“反腐”！
与《臣轨》、《官箴》、“戒石”之类呈现强烈对比和反讽的，是《卖炭翁》，《橡媪叹》，“平时计安稳，莫靳里胥钱”，“勤苦供租税，清贫遗子孙”，“千梭札札未成端，织了先须纳县官”，“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生有；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当官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做官如此快畅，引三教九流竞入党”，诸如此类的历代相传抨击苛政、讽刺贪酷的名诗妙词、经典民谚，才是绵延不绝的历史真实、古今无别的黑暗写照、日甚一日的现实图景、红朝腐恶的传神叙写、习共吏治的生动描摹。
对比前朝，“后清”造孽远超前清，“红朝”腐恶屡创纪录。元代官场腐恶也是历史一绝，这应该是《醉太平/夺泥燕口》这一讽贪千古名作产生于元朝的原因之一。元朝比较著名的腐恶例证，就是“斡脱钱”，即蒙古权贵经营的产业或权贵所放的高利贷，据研究，仅高利贷一项，利润就普遍高达百分之百，但是，对比中共治下的“一菜罚万斤”的无本万利、日进斗金、敛财之巨，堂堂蒙古王公贵胄的“斡脱钱”简直弱爆了，居然还不及习共基层小吏，又如何与习共中高层的贪腐相提并论。元世祖时期，规定平均每户赋税白银钞四两，而州县征税却超过征收标准的十倍。不过，对比红朝基层小吏的“一菜罚万金”，元代腐恶只能算是小儿科了。众所周知，有元一朝，将所治民族分为四等，显然这是助长元朝官吏腐恶的重要因素，元代官员、著名学者吴澄在《临川吴文正公集》中称：“国家竭中原之力以平宋，不得不取偿于南方”，因此，残酷剥夺“南人”和“汉人”，被很多蒙古官吏视为天经地义；据此对比，中共不遑多让，其上台当年，《人民日报》便发文《中国真正的挑战来自哪里》，杀气腾腾地将“弱势人群”归于新“黑五类”，故而也难怪本属“弱势人群”的小菜贩如今会被肆意加以如此蛮横的“罚款”。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元朝反腐力度并不弱，据西北师范大学马芳所作的《元代吏治研究》一文，仅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仅遣奉使宣抚循行各道，便处理贪官污吏18473人，冤狱5000起。按照中共的腐败规模和程度，中共的“反腐”力度纵然再提高百倍也不及元成宗，居然还有脸自吹。元朝的反腐结果是愈反愈腐，中共的“反腐”神话离彻底破灭还有多久？
明朝万历皇帝是臭名昭著的贪君昏君，为攫夺民财而设置大量税卡，密集处达到数十里一卡，但是，比之习共当局将一斤芹菜榨出万元油水的“神操作”，万历皇帝的产出投入比也太低了，在中共面前是小巫见大巫。
满清虽然总体上比明朝更专制，但是，清末新政开启了经济自由制度，促进中国民营经济迅猛发展，很多经济举措是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都不能企及的，自然，清末新政导致的经济变革也成为加速清末专制统治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中共疯狂打压民企、一心做大所谓“国企”、放纵鹰犬爪牙压榨底层商贩、创造“每斤芹菜罚款万余”的“旷世奇迹”来看，他似乎比清末统治者更明白如何确保专制独裁统治的稳定，可以为慈禧老太婆开几节政治经济学课程，讲讲“清末实施计划经济会怎样”，以及怎么避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在所谓的封建社会巅峰期——唐宋时期，每年均有相当数量的民众为逃避繁重、恐怖的徭役或迫于其他方面的权力压榨而自伤、自残，如白居易写有长诗《新丰折臂翁》；但是，对比红朝可见，逼迫民众自伤、自残并非唐宋的专利，在中共统治时期，由于官衙贪酷无度和各种制度性不公使然，每年均有数量不详的民众因不堪忍受强拆强征、讨债无果等经济侵害而自残、甚至自焚，被曝光的此类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这是中共足以比肩唐宋的黑恶“成就”之一。
由于专制经济、政治压迫过于沉重或面临生存危机，民不堪命，因此历朝均有逃亡潮，如晚晴、民国将失大陆之际，如今经中共十年倒行逆施，民众难忍其腐恶统治，逃亡潮也一直在持续，中共习党魁上台后，已有七十余万中国人在海外申请政治避难，且几乎连年突破红朝“改开”时期的年度逃亡纪录，即便在习共当局借疫锁国的几年间，在其他国家申请政治避难的中国民众的人数也在上升，每年高达十余万人。
细化对比，相较《卖炭翁》中体现的“家天下”体制下的“宫市”制度，“红朝”“后清”的“党天下”体制则滋生了千万个“党皇帝”，各地“党皇帝”均有“宫市”，警察、城管、工商等庸官冗吏、编外打手对大陆民众巧立名目敲骨吸髓，较之古代“宫市”有过之无不及。《卖炭翁》中的差役固然无道，但好歹还给卖炭翁“半匹红绡一张绫”，而红朝小吏、后清鹰犬从来都是“手把文书口称敕”，假以“人民”“国家”“法律”等堂皇之名，假公济私、侵夺民财无所不用其极，大到各类强征强拆、小到各类没收罚款，强取豪夺，全无底线，被大陆人民叱为“穿制服的土匪”。结合本文开头的例子，一个榆林市2021年就有二十多起案值几十元、几百元而承受高达数万罚款的所谓“处罚”，而且都是“小微市场主体”。在防疫暴政虐民无休、民生经济不断下滑的当下，这些逆境之中挣扎求存的“小微市场主体”，竟然被迫遭受如此惨无人道的罚款，究竟是承受了多大打压？所谓“苛政猛于虎”，透过“五斤芹菜”新闻的笼统表述，仿佛看到，“公文捧花柙，鹰隼驾声势”，差役踹门问罪、嚣张跋扈、横暴叱骂、连吓带骗、步步紧逼，“良民惧官府，听之肝胆碎”，“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小贩强压惊惧、满脸赔笑、苦苦哀告、跪泣无果、血汗以奉……让人想起杜甫《石壕吏》中的名句“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舒元舆形容贪官酷吏的“攫搏如猛虎，吞噬若狂獒”、温庭筠《烧歌》中的“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
李商隐在其长篇巨制《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记录了唐代官衙巧立名目榨取民脂民膏的手段之一“行人榷行资，居者税屋椽”。如今红朝地方官僚的各种虐民敛财行径，其恶更甚。晚唐政局江河日下、藩镇割据严重，加上内地边关兵祸连绵，皇权专制管控力量日益衰退、财政困难，很多地方势力为所欲为，故而上下无不滥立名目、加赋增税。而如今，“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专制程度远超晚唐，习近平作为党皇帝不断加强集权，内外亦无兵祸之扰，名为“公有制”实为“党有制”的经济垄断程度远超始自春秋时期的以“禁榷”“官工”为代表的皇权垄断，故而，习共总体处境远好于晚唐，但官衙腐恶居然与晚唐相仿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恰如皮日休《橡媪叹》中所斥“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为搜刮民财、盘剥百姓，习共官衙简直无法无天，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因此，其官场贪酷程度和吏治败坏程度，比晚唐时期更为严重、更令人鄙恶！
四、习共添新恶，浓墨入史册
在疫情肆虐、全球经济下滑的非常时期，不仅民主发达国家大幅度提高民众的福利，就连很多人均GDP不及中国大陆的不发达国家都竭力纾解民困，发放钱物，扶助弱势，共度时艰。而反观习共当局，“官家不管蓬篙地，须勒王租出此中”，不仅不顾百姓在疫情和经济衰退中的死活，反而毫无人性地指挥、纵容贪官酷吏加重剥削、压榨弱势群体，令无数民众生存堪忧！“不惮采掇劳，只忧官未足”，李克强所言几亿大陆民众月收入千元左右，这不是因为大陆民众不勤劳，而是他们处于极端贪婪残暴的中共统治下，生来处于极端不公境地、后天受到极端残酷盘剥！如今，在大放“反腐”厥词长达十年之久的中共党魁的“英明领导”（中共喉舌常用语）下，习共当局的腐败和黑恶再创奇迹，“五斤芹菜罚款数万”事件不仅充分反映了红朝基层官吏腐败黑恶、侵夺民财已臻不择手段、无所顾忌的地步，而且足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透露出整个红朝官场的腐败、黑恶已经无以复加，无止境地突破普通民众和善良人们对其腐败、黑恶程度的揣度底线。“五斤芹菜罚款数万”事件，必将为以腐反腐、愈反愈腐、以黑打黑、愈打愈黑、以恶除恶、愈除愈恶的中共当局的史册遗臭再添一笔“浓墨重彩”！
（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