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长”接待室及小院
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是一处豪华的四合院，由东西两组院落组成。这个大院在明代是明思宗田贵妃之父田琬的宅第。清康熙年间为靖逆侯张勇宅，道光、咸丰年间，志和购得此宅，原称“天春园”，后易名“增旧园”。同治帝遗孀敬懿、荣惠二太妃曾在此居住，后被天主教神学院购得。1966年以前归北京市东城区党校所有。1967年为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后改为北京市文物管理处。1979年起，由北京市文物局使用。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书、玉器、瓷器、字画等文物。按照中央指示和党的政策，1967年成立了“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负责清理北京市十八个区县的“红卫兵查抄战果”，登记造册后，将这些文物、古书大部分集中在府学胡同36号院或孔庙保管，准备运动后期落实政策予以退还。
由于这里集中了全市被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珍玩，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和国宝级文物，进驻军宣队后，为了“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在军宣队领导下专门成立了“首长接待组”。自那以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你来我往成了“文管处”的座上客。为了接待首长，还特意开辟、装修了一处温馨舒适的“首长接待室”，内藏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等稀世珍宝。这些“首长”定期、不定期地多次来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抢掠侵吞大批的珍贵文物。一时间，府学胡同36号院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最多的时候，“首长”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红旗”等高级轿车一下来了九辆，从院子里停到院外胡同口。而且每次“首长”来，交道口交通队必定增哨加岗，路两边戒严。因此，当时“文管处”在宽街一带小有名气。邻里之间甚至传言：别看外面挂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牌子，里边是“文二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办公室）。就连厨房的大师傅喻庆福脸上都增光，每次到宽街副食店买肉都不用排队，大家用神秘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从“文二办”来的大师傅。
据不完全统计，“四人帮”一伙来“文管处”共计94次，掠走瓷器、玉器、笔墨纸砚、书画、金表等共计5738件，各种书籍、字画47275件（依据荣大为《北京文物事业发展梗概》，见《北京文博》）。这些文物古书大多是价值极高的珍品。他们来了之后，毫不客气，什么都要，只要接待人员介绍，好的，老的，他们就打包带走。而且，江青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这些首长都是无产阶级出身……我们都没钱……作风正派，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连喝杯水都要给钱的，你们呐，就象征性地多少收点儿。”于是“军宣队”领导就心领神会地象征性收款。规定凡石章类：鸡血石、田黄石，几毛钱一块；寿山石、青田石、芙蓉石等一毛钱一块。此外比较珍贵的文物如：
乾隆自用珐琅彩金怀表1件，付款7元。
翡翠荷叶青蛙洗1件，付款1角。
乾隆自用和田三羊玉佩1件，付款1角。
明代吴天章款墨1锭，付款2分。
象牙杆狼毫笔1支，付款1分。
全套二十四史711册一套，付款10元（配金丝楠木匣）。
宋拓道因碑1本，付款8元。
其中，林彪劫得北宋初《放牧图》，苏轼《松石图》等珍贵文物；陈伯达劫得宋拓《道因碑》、《汉石经》等稀有文物。江青劫得《三保太监下西洋》等珍贵图书文物。康生劫得宋拓《熹平石经》、黄庭坚草书《腊梅三咏》仅支付5元、《金瓶梅》等12080册善本及大批珍贵图书拓片、绘画、书法和名贵的印章，另有各种石质的砚台多达500方。
更有甚者，邱会作的儿子结婚，竟然到文物管理处要钢琴。当时某领导打算把查抄邓拓家的钢琴给他（就在开会的礼堂放着）。邱会作老婆说：“太旧了，不要。”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说：“天主教南堂的钢琴好，德国造的。”于是某领导真的去天主教南堂调拨那架钢琴。无奈，天主教南堂属于宗教局管辖，此事没有办成，才算罢了。
由于“首长”经常“光顾”文物管理处，保卫“首长”安全是件头疼的大事。军宣队负责人常凯多次向有关部门请示，在院子围墙上架电网、进驻部队警卫，确保首长安全。上级领导部门迟迟没有批准。在居民区院内怎么能拉电网呢？事也凑巧，1970年夏，晚饭后“天天读”时间，大家都在自己的办公室学习毛泽东著作。只有李新乾和袁增信二人在羽毛球院内“一帮一，一对红”谈心。其中不知道谁一抬头，看见房上似乎有个人影“嗖”地一晃没有了。这还了得！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特别是羽毛球院，紧邻“首长接待室”。二位立即到办公室向军宣队报告：“发现房上有人。”军宣队领导立即赶赴现场，同时拉响了战备铃。铃声就是命令，大家纷纷从办公室跑出来集合。只见常凯同志从前院跑步到后院和大家说：“同志们，有情况！根据李新干、袁增信的反映，他们二人发现羽毛球院房上有人，今天谁也不准回家，各队给我搜，大家分散活动，各自为政，抓不着阶级敌人决不收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