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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首长”是如何抢掠侵吞大批珍贵文物的

—原题:府学胡同故事:神秘的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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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国家文物局曾在内部举办过一个“四人帮”等人盗窃国家文物展。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谓盗窃文物,大多直接从故宫调出,或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直接拿走,或廉价购买。 我在府学胡同这个大院里生活工作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的十年基本在这里度过,经历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目睹了“四人帮”对文物的贪欲,大肆掠夺党和人民财物,用仨瓜俩枣的钱将贵重的私人物品占为己有。

府学胡同36号院子大,前后院好几层。只见大家有搬梯子上房的,有在院里犄角旮旯搜索的,折腾到凌晨一点多,什么也没找到,连个人影也没看见。这时候常凯把李新干、袁增信找来,问:“老李,你们俩到底看见啥了?”李新干吓得也不敢肯定了。说:“可能……可能是猫吧。”这时候常凯也火了,说:“你们那么大的人了,连个猫和人都分不清,白活了!”这时大家都在院子里等着宣布解散呢。常凯转过脸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第一次战斗结束,但我们不能说是胜利,因为没有逮到人。这样吧,我看道远的和女同志先回去吧。道近的全留下,继续警戒,决不放走一个坏人。”于是有我和郭仁、李伟、张宁、刘精义、喻震等几个住在地安门东大街113号的男同志全部留下继续巡逻。

为了吸取教训,军宣队再次申请安装电网和派武装警卫。不久,经审批,有关部门派来某部队一个班的警卫,白天持枪站岗,夜里巡逻。36号院子四周也架起了高高的电网。公安部门有规定,在市民住宅区内不许拉电网,而府学胡同36号院情况特殊,经批准拉“假电网”(铁丝网是真的,只是拉一根电线挂上几个红灯炮儿),到了夜里电网上红灯一亮,可谓壁垒森严。从此,更增加了36号院的神秘感。

警卫持枪站岗,可苦了广大职工。只要“首长”一来,大门紧闭,然后在院里戒严。所有职工只准进不准出,不准打电话,不准在接待室的院落走动。尤其是中午快下班的时候“首长”来了,谁也不能回家吃饭。等着“首长”走了方可解除禁令。

一般的“首长”来都好接待,只有江青来了不好伺候。首先接待室要求一年四季恒温21度,夏季好办可以安空调,冬天就难办了。当时“文管处”没有暖气,各办公室冬天都是自己生炉子。而接待室不能生炉子,怎么办?于是经协商从隔壁的妇产医院锅炉房挖管道,把暖气管接到“首长接待室”,而烧锅炉我们另派自己人一一刘景春负责。由于接待室离锅炉房远,要把室内温度控制在恒温21度谈何容易。特别是江青来了,室内温度高了、低了都不行。锅炉怎么烧?如何通知刘景春?最后经研究用“声控”办法。在接待室和锅炉房之间安一电铃,以铃声为号:“二长一短”温度高了,“二短一长”温度低了。这边听着铃声烧锅炉,温度低了好办,多加两铲子煤,把火烧旺,温度自然上去了。温度高了往下降,不好降。而且往往是室内温度在25度~27度之间,江青来了。这时候接待室同志使劲按降温的铃声。只见刘景春这边忙得满头大汗,从锅炉里往外扒煤,封火,可让温度迅速降到21度,何其难也。

原来文物管理处的大门口有一个小缓坡,“首长”的汽车大而底盘低,汽车拖底时有发生。一天叶群来文管处,出门的时候汽车底盘拖底卡在缓坡上,出不去也进不来。这时候看传达室的刘清源招呼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大家喊着号子连抬带推,楞把汽车给推出去了。大家就这么使劲抬车,叶群心安理得地坐在里面也不下车。于是大家自嘲地说:“过去见过抬轿子的,没见过抬汽车的,今天长见识了,让哥儿几个尝尝抬汽车的滋味。”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由军宣队出面联系市政工程部门。由于“文管处”部门特殊,很快市政施工人员前来,将大门口的缓坡降为平地,并铺上了沥青。

此外,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四人帮”一伙人提供方便,军宣队还特意在36号后院专门开辟一间小屋,让金石篆刻家傅大卣先生给“四人帮”刻图章,在砚石上刻铭。

江青曾在一方白寿山石上刻“制怒”二字,在一方虎皮青田上镌刻“君向潇湘我向秦”,在一方田黄章上刻“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制怒”二字,引自清代林则徐手书,告诫自己要控制自己内心怒气,等待时机再求一逞。“君向潇湘我向秦”是唐代诗人郑谷《送别友人》七绝中的末一句,原意是离岐分手各自东西。“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唐朝李商隐题为《贾生》的七绝中后两句,而江青引用此句作为“闲章”有其政治目的。康生、陈伯达请傅大卣先生刻的闲章中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进思尽忠思退补过”、“知无涯无涯无极”等等。从这些闲章中可以看出,江青等人预料自己所作所为的反党罪行早晚会暴露。因此每天都小心翼翼,苟且偷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感到自己末日就要降临。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大肆掠夺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康生虽然在闲章中刻有“大公无私”、“归公”。事实是如此吗?他们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以大公无私为名,行贪得无厌之实。他们用毕“归公”了吗?没有,而全都保存私囊据为己有了。

1980年,国家文物局曾在内部举办过一个“四人帮”等人盗窃国家文物展。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谓盗窃文物,大多直接从故宫调出,或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直接拿走,或廉价购买。

我在府学胡同这个大院里生活工作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风风雨雨的十年基本在这里度过,经历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目睹了“四人帮”对文物的贪欲,大肆掠夺党和人民财物,用仨瓜俩枣的钱将贵重的私人物品占为己有。1979年成立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从府学胡同36号院迁往北海北门,在这里我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从一个普通文博工作者迈入了考古事业。

2004年4月22日于大房山金陵,2017年4月22日修订于古燕斋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阿遥茶话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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