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深情地说到：“我也是出身农村的……”，这位大明的开国皇帝也不时强调自己“朕本淮右布衣”，还颇有些得意地把自己年轻的乡村生活写进了《皇明祖训》，让后世子孙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最重要的是，这位太祖皇帝在心底深深地鄙夷商人。他把农业称为“本”，把商业、手工业称为“末”，认为“崇本而怯末，则国计可以恒舒”。
因而在他的时代里，法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
甚至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想要经商都不可能。国家垄断了盐茶贸易，商人要申领专卖许可证才能贸易，称作“盐引”,“茶引”。经商的税率也很高，这让大明朝的民营企业家们走投无路，只好破产转行。
尽管重农抑商影响了经济发展，可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言人的朱元璋的想法还是超前地与当今共产主义中国的伟大领袖不谋而合，他也向臣属们不断强调：“治国理政绝不能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不能满身铜臭味。”
基于对民营资本的仇恨与忌惮，朱元璋便拿了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开刀。他先是要沈万三出资资助国家修长城，然后又要求沈万三资助都城的修建，尽管沈万三诚惶诚恐地捐出了真金白银，最后还是没能博取皇帝的信任，皇帝反而觉得他富可敌国随时可以组建军队犯上作乱，沈万三于是因富获罪坐了大牢，发配边疆。大明版马云落了个“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的结局。
众所周知，西方的民主建立在契约精神的基础上，而契约精神植根于商业。对于一个规则的破坏者，没有什么比契约精神更让其憎恨的了。习青少年时代受到的洗脑教育没有告诉他资本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他所熟知的就是商人的利润都是不劳而获，剥削他人这些破产的共产主义教条。这种骨子里的鄙视，是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加上毛泽东时代洗脑的结果，也是习近平不断打击民营企业家企图驯服资本的思想根源。
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是可怕的。因为这些民营企业掌握着大量的消费者信息,而且有能力为民众提供表达不同意见的平台，而这些体制外的企业是完全不受控于他的，若不加以整治则必然会与他背道而驰。于是他便清洗了一批民营企业家，阻止中国企业海外融资，还发明了党支部进入民营企业和进入外资企业这样令人跌落眼镜的昏招。
三、明太祖的反腐与禁言
由于忌惮权贵与资本结合动摇自己的绝对皇权，明太祖杀起贪官来决不手软。
胡惟庸案，郭桓案，空印案一案接一案。牵连的官员数以万计。大明帝国总书记制定了世上最严酷的刑法，他谕示：“贪腐者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发、文身，罪之甚者欤！”
许多官员因贪腐被剥了皮。可是贪腐却越反越重。严酷的刑罚只是鼓励了更多的人诬告异见者，导致冤狱横行。
不过这也没关系，大明的总书记自有办法。他设立了锦衣卫。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他们名义上是监督官员贪腐渎职行为，实则负责监视官员的一举一动，看他们是否忠于皇帝。锦衣卫形同秘密警察，集侦察、审判、动刑于一身，而他们自身的权力却不受任何人监督，这令各级官员噤若寒蝉，只能以消极怠工，自我审查等手段保全自己。
除此以外，大明帝国总书记深知仅仅靠恐吓下级官员是不能保证他们忠于自己的。
要长久统治，必须统一思想，征服天下读书人。他首先把孟子赶出了孔庙，并下令修改《孟子》。
什么“民贵”、“君轻”的言论必须下架。怎可培养百姓的人权意识呢？
他训示下属说：“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就是说，百姓不过是关在笼子里鸡鸭猪狗，待养肥了就拿出来吃肉便是了，不需要给他们有尊严的生活，有人的待遇。
这种割韭菜的思想显然被后世的共产中国总书记学以致用，推向极致。
还有那些不肯合作的读书人，连沉默的权利也是没有的。苏州有两个书生姚叔闰、王谔,被举荐去当官，他们委婉地拒绝了朝廷的任命，结果落了个斩首抄家的下场。
这样践踏读书人自然引起了知识精英的反感。不过这难不倒大明皇帝，他一句话就剥夺了读书人的言论自由。：“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
还好当时的中国没有互联网这个亡党亡国的东西，不需要网警出面删帖封号，为大明省却了许多维稳费用。
对付读书人，朱元璋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因为没有文化，自卑心理作怪，他总是怀疑读书人讽刺他，因而对一切他看不懂的文字都过敏。杭州儒生徐一夔上《正旦贺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就起了疑心，怀疑臣下用一个“光”字讥讽他曾经是剃光脑袋的秃驴。而“生”字与“僧”字谐音，这不是明摆着看不起他曾经做过和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