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革进监狱这一段特殊经历，常常有人问我“里边的干部子弟多不多？”为什么北京人对这个问题特有兴趣？因为干部子弟在北京是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群体，特别是在文革之中。
北京的干部子弟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大体上有些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一般青年人不敢干的，他们敢干，在对待天下大事上有一股舍我其谁的派头。这在“充分发动了群众”的文革中显得特别抢眼。
我在读“大三”“大四”（1963－1964）期间，曾与一位高干子弟同宿舍，其父是位五级干部，很有些资历。这位同学比我大三四岁，曾在报社工作过，思想比较成熟，为人也比较谦和。他曾说起，有些干部子弟、特别是上了大学的，多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谁都敢骂。也许这辈子连科长也当不了，可是连部长也不在他们眼下。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心态，文革初期，北京最早被发动起来的就是在大中学校学习的干部子弟。他们最先组织了“红卫兵”和各种战斗队、积极响应“革命造反”的号召，在学校最先批斗校长和老师。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毛戴红卫兵袖章的那位女红卫兵也是干部子弟。后来由于批“资反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高级干部被整，不少的高干子弟出面保爹保妈，炮打中央文革。此时有一些干部子弟被捕，关押在看守所K字楼。我在K字楼时还听说过叶剑英家有几位子女就在这里呆过。
其实叶家子女进K字楼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到了1975年仍然有人说起此事，可见它给北京人留的印象之深。关于一些干部子女中学生反文革小组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统统释放，后来与他们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做了知青，再后来有关系而且乐于利用这种关系的，纷纷走关系参军或早早地分到各单位工作了。
一监三中队除了与我有间接同案关系的顾某是名高干子弟外，还有两三个接近高干（北京一般在行政八级以上被认定为高干）、中干家庭的孩子，其进监狱都与文革直接相关。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张建旗，一是胡智，一是彭灼南。
张建旗：从反周到反毛、拥林
现在知道张建旗这个名字的恐怕不多了，如果了解文革时期诸阶段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能知道他的人就会多一些。清查“五一六”，被史家认为是针对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称作“五一六”的全国性的组织，可是在这段运动中却有超过一千万人因被怀疑参加了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而被整肃、甚至遭到严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于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
张建旗于1967年春夏之际组建了“五一六红卫兵团”，后来又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联合起来，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不觉得自己在这场文革运动中不过是木偶戏中的玩偶，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认为自己是能够主宰天下、引领潮流的“风流人物”。因此许多组织动辄“兵团”、“纵队”、“总司令部”，名目都很吓人，“五一六”也不例外。它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八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说得如此热闹红火，实际上其固定成员也不过二三十人而已。
最初因为提的问题尖锐，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他们派出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繁华热闹之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恩来的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当时毛正批“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文革初，聂元梓等北大造反派发迹于反北京旧市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发迹于反刘少奇；张建旗等人没有想到北大、清华那些人并非是偶然赌赢，他们背后都有能够决定或知道运动走向者的支使，而张建旗等却是盲人瞎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专拣大的来（当时有“公安六条”规定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对于其他人没有特别规定），最后成为人人喊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一年9月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点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于是“五一六”便定格为现行“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随之掀起抓“五一六”的大规模运动，绵延数年，涉及人数达一千万之多，成为文革中最大规模的迫害群众的运动。
作为始作俑者的张建旗，于1967年8月被逮捕，这些学生都押在K字楼，他们既不是拘留，也不是逮捕，只是说是“办学习班”。那时有毛主席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因此张建旗被“抓进”的是“学习班”，当然，学习班也就是名声好听些，其实也与监狱差不多。
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家》中写到张建旗，他说张建旗也在K字楼关押过，后来毛主席倡导办学习班，他们一起被拉到北京北郊的“第一少年管教所”去参加“学习班”：“最让我难忘的是‘五一六’头目张建旗，钢铁学院大学生。在半步桥关押时，据说受尽折磨。关押一年多，始终戴着镣铐，背铐半年，后来转为前铐。到学习班时，已患上肺结核、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瘦弱不堪。为了得到较好的营养和治疗，他假装承认自己做错了，军代表十分高兴，大会上对他进行了表扬。待他身体稍有好转，立刻声明，承认错误是为了活命的权宜之计，坚决不承认以前有什么错。前期学习班释放了张建旗以下的几个‘五一六’头目，军代表又把他们之中的几个人请回来，劝张认错，张把他们痛骂一顿还是不认错。后来虽然他也被释放了，可惜听说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155—156页）
“学习班”结束后，干部子弟绝大部分都释放了。遇罗文认为张建旗放了以后故去。其实不然。
此时抓“五一六”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陈伯达是主抓这个运动的小组长，组员包括公安部长谢富治、空军司令吴法宪等。清查和批判“五一六”已经升格为中央的战略部署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张建旗又不肯认错，因此被北京市公安局释放的张建旗又被公安部逮捕送到秦城监狱了。
许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说张建旗1970年被枪毙，其根据皆是师东兵的《吴法宪访谈录》中的一段话：“五一六就是有个叫张建旗的学生组织的一个反总理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到处拉关系，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最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建旗在1970年被枪毙了。后来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闹了，什么人也挂上了五一六，就和现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样。”可是在吴法宪本人写的回忆录中，虽然也谈到了“五一六”问题，就没有说到张建旗被枪毙这件事。这段故事看来是师东兵向壁虚构的。
张建旗没有死，1976底（或1977年初），他被判20年有期徒刑，送到一监三中队服刑。
张建旗刚到三中队时披着棉大衣，拖着几只大箱子，箱子里装着许多衣服（包括有将校呢军装）与书籍。一看就知道他的家不在北京，家在北京的犯人一般把平常用不着的东西送回家了。后来知道，他确实不是北京人，家在黑龙江哈尔滨，父亲早年去过延安，后来牺牲了，算是革命烈士子弟；他母亲本身也是延安干部，文革前是黑龙江省厅局级干部，丈夫死后又嫁的丈夫、也就是张建旗的继父，是个省部级的干部。
张建旗有点自命不凡，个子很高大，约在1米8以上，身体的宽度、厚度都能与身高相匹配。他腰板挺直，脸有些黑，四四方方，一副目下无尘光景，只是脸稍有浮肿、鼻子尖有点红，好像被冻的一样，显得有些可笑。他很少与人说话，收了工也只是一个人在筒道里背着手走来走去，像电影里千篇一律描写大人物思考重大问题时的情状。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他就是文革中享大名的张建旗，他也逐渐透露出自1967年以后的经历。
张建旗在秦城关了几年，到了林彪出事以后，1972年，中央专案组找他谈话，说他没问题（张建旗他们当年反周，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所谓“二月逆流”，林死后这个问题一风吹了），便放回到北京钢铁学院，并答应给他分配工作。回到学校后，因为校方还追问他过去的问题，张建旗坚持反周立场不变，但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他又增加了反毛（他父亲是烈士，母亲是革干，可能原来是“四野”系统的）的新主张，而且公开同情林彪，因此就没有分配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送去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了。
1976年地震时茶淀因靠近唐山是重灾区，事后对犯人和准犯人（或称二劳改，指劳教人员和劳改、劳教释放后在当地的就业人员）管束很严。此时中央专案组又来找张建旗谈话，张建旗批判他们言而无信，双方先是语言冲突，后来竟扭打起来，张建旗被打情急，呼喊了反毛口号，于是便从劳教升级为逮捕判刑了。1976年底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年属于重刑犯，这样他就不能在茶淀农场服刑了，被送到了一监。
张建旗真是一个怪人，不知道他本来性格如此，还是被关押得久了和一门心思学马列、坚决要做革命者的走火入魔而导致的极度偏执。他似乎把“彻底革命”四个字贴到了自己的脑门上，处处要表现出与其他犯人的不同。平时，他很少与别人说话，其说话的对象只局限在三五个人内，大多是属于纯政治问题的学生，如下面要谈到的胡智、彭灼南等。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学生，或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他觉得这些人单纯些。
胡智对我说，建旗刚到一监不久就跟他说：“别信他们的，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不是林彪，林彪还活着，他在阿尔巴尼亚。”这倒是个独特的说法，近来林彪一案又引起网民的关注，关于林彪的死仍是众说纷纭，但我还没有见到持张建旗这种说法的。
张建旗有时也跟我聊聊，多是问些事情，问问监狱的情况。从不主动与狱警、看守说话。前面说到监狱的伙食还是可以的，定期有细粮米面和鱼肉。每逢改善，他都坚持吃窝头、咸菜，把细粮鱼肉给彭灼南等人吃。他有时就干啃窝头，一手拿一个，在筒道里走步时咬一口左手中的窝头，走几步，待口中窝头咽下了，再咬一口右手的窝头，如此左右交替直到两个窝头吃完为止。他走来走去，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张建旗独来独往、也不违反监规，看守人员一般也不愿意找他的麻烦，因为弄不好，可能还碰一鼻子灰，何苦来。
可是中队有个指导员姓罗，因为他个子矮，又好装腔作势，大家暗地叫他“萝卜头儿”。他自觉担负着改造犯人的使命，特别注重犯人的思想改造。1976年下半年以后本来接见送书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哪个队长也不管，可是萝卜头儿非要管，因为他知道书是会影响思想的，千万不能放松。然而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弄不清什么书对于改造犯人思想有利，什么不利，因此很好糊弄。
那时家里给我送的《左传》、《范注文心雕龙》都拿了进来，都是跟他说这是“法家著作”（当时搞“评法批儒”运动的余威尚在，法家著作的革命性仅次于毛主席著作）。他就会笑着说：“带进去好好学学，别让家里白送一趟。”可是鲁迅著作决不让送。
有一次中队开会时，他还煞有介事地教诲大家：“有个事儿这里说一说。接见的时候，有的犯人的家属送鲁迅的书，我们没有让拿进来，但没有讲道理。今天我讲讲道理，为什么不叫大家读鲁迅著作。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罪的，如果你们看了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怎么认罪服法啊？这次我把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口服心也服了。”
他有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遇到死心眼儿的张建旗便出现了尴尬和可笑的局面。1977年初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被停止发行）。监狱要大家学习，大多数犯人不是家里送了，就是在监狱买了，只有张建旗若无其事。
其实，张建旗平常也不看什么书，连监狱里发的《人民日报》也不看，收工了没事就是在筒道里走步。萝卜头儿这天披着棉大衣对走过来的张建旗说话，张建旗脚不停步，罗追上两步，仰着头跟他说：“张建旗！你这是怎么回事儿，既不让家里寄‘五卷’（指《毛选》五卷），也不买，你怎么学啊？”走在前面的张建旗回过头来给他甩出一句：“你不知道我是反毛泽东的？”他声音很大，萝卜头儿呆了，筒道里的其他犯人也呆了。罗竟一句话没说，讪讪地走了。张建旗仍然脚不停步。
1978年我平反出狱，就不知道张建旗的信息了。最近听与他一起直至1979年末最后一拨平反的胡智说。从1978下半年开始的平反运动里，中央专案组又到监狱找过张建旗几次。胡智与张建旗放在最后，张向政府表明坚持自己的观点，反毛，反周、拥林，决不改变。北京市委讨论过他与胡智的平反问题，最后还是把他们放了。释放后再也没有张建旗的消息了，听说有人在地安门一带见过他，他还滞留在北京？
胡智：为毛泽东去世召开庆祝会
毛泽东的生死观很通达，可惜他的后继者都缺少他的气度与胸怀。他最早倡导改革殡葬制度，死后火化也是他第一个签的名。可是他去世后华国锋固执地要永远地保存他的遗体，粉碎“四人帮”后控诉江青罪状时说，江要毁坏毛主席遗体。这个指责透露了作为毛的家属的江青当时是要按毛的意志来办的，而华是要把保存遗体和大修纪念堂当作自己是承接大位的正统依据来办的。
另外，毛讲到自己死后人们应取的态度也很通脱、或说有点幽默。1959年毛泽东就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还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可以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
这些话讲得大度而幽默，是哲学家的态度。可是这些话在那个他已经成为神的时代，也就是只能由他本人说一说，他人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这样想一想都属于犯罪。若让人知道了，轻者进入牢笼，重者死于非命。
然而毛逝世之时，北京还真有个胆大妄为的干部子弟想到要开个庆祝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