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赵紫阳与鲍彤（右）。 COURTESY OF LI NANYANG
在过去一年里，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与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做了数次对谈。内容涉及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背后的高层政治、中国的自由派领导人，以及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的政治前景。
鲍彤是在1989年6月4日开枪之前就被抓了，那时赵紫阳名义上还是中共的总书记。逮捕他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他跟我说，“历次党内斗争都是这样。”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李锐，1967年11月11日从软禁地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深夜用吉普车带到合肥，一架专机飞到北京后直接把他送入秦城监狱。他问：“为什么抓我？”直至1975年5月31日被释放，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释放的当天，他又问：“为什么放我？”还是没有人回答。
1989年5月，天安门广场。V是代表团结、代表胜利的手势。它是当年抗议者的一个重要标志。 DAVID CHEN
“六四”已经过去29年，中共对党内问题的处理从“逮捕”到“双规”，到今年3月“两会”后成立的与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恐怕这个新机构所要进行的“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的伟大实践”不过是“旧时代”斗争的延续。很多中国政治专家认为，它很可能将继续以“党内斗争”的方式在暗箱中操作，对中共的成员进行清洗和处理，哪怕官至政治局常委。过去薄熙来是如何被捕的，周永康、令计划是如何被双规的，这些人在失去自由的前后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老百姓不知道。而鲍彤对我讲述的他的被捕经过，揭开了那个暗箱盖子的一角。
我的父亲李锐是挂着毛泽东秘书的职务被清除出党的，鲍彤先生是在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位置上被捕的。他的叙述让我看到中共要让一个人垮台所用手段的卑劣，而这个人如像鲍彤先生一样拒不认罪，给你安上个莫须有的罪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毛泽东时代如是，邓小平时代如是。如果习近平时代仍然如是，到底还有什么“新时代”？
以下内容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过编辑与删减。
李：当时抓您的理由是什么？您有没有思想准备？
鲍：有思想准备。
李：为什么呢？
鲍：为什么会有准备？因为历次党内斗争都是这样的。抓我以前，我跟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两个人，一个是（党的）改革局的副局长，叫黄海，一个是一个律师，社会改革局的一个律师，我说，请你们给我找两样东西：抓人应该根据什么法律程序，根据宪法、根据刑法、根据刑事诉讼法，摘几条出来；党内处分应该根据什么规章程序，根据党章、根据党内生活准则，摘出几条来。我说：印发所有的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一人一份。
李：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鲍：5月二十几号的事情。所以我思想是有准备的。结果抓了我一个，又抓了一个行政改革局的副局长，两个我的秘书，一共三个人。5月28号我接到宋平秘书的通知，让我去开政治局会。宋平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他是“六四”以后才当的常委。所以他通知的会只能是政治局会不可能是常委会。而政治局开会，这个动作太大，牵扯到在外地的委员，他们都要到北京来。作为政治局常委的秘书，这件事我是应该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你宋平不是常委，怎么知道的？所以我说：我不去。对方就说：是开常委会。我说我的司机回中南海吃饭了，他说不要紧，我们派个车来接你。一接，把我接到宋平那里去了。我想宋平不是常委，开常委会怎么到宋平这里来？当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宋平一见我就问：鲍彤同志，你现在都在想什么问题呀？
我说：我现在很发愁啊，不知道自己的事情怎么了结呀。
他就说：嗨，我觉得你现在非常不安全。
我说：我很安全。
他问：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我住在家。办公嘛，我有两个办公室，中南海一个，外边一个。
他说：不安全啊，不安全，我看你还是换个地方好。
我说：不用换地方，你不必担这个心。我很安全，什么事儿都没有。学生也很和平嘛，有什么问题。
他说：啊，不不，我还是想办法，你要换个地方。
送我出来的时候，宋平跟我握手，握得很紧，捏得我都要痛，到这么个程度。他握手握得那么紧就是要告诉我：“我是奉命办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出门就把我抓起来了。
李：那当时逮捕令上是怎么写的？
鲍：没有，没有逮捕令，两年以后才给我逮捕令。我立即写了信：常委、政治局并邓、陈，把我抓到秦城来，什么罪名？这是法制吗？叫我交待问题，抓到监狱里来交待，这样对吗？没有回答。
李：那后来呢？
鲍：我的两个秘书查不出什么事情，几个月以后就放了。那个行政改革局的副局长可能判了一年还是两年。
1996年，李鹏做政府工作报告。 WILL BURGESS/REUTERS
李：罪名是？
鲍：不知道。反正他随便造个罪名，目的是为了给我加罪名嘛。
2017年4月10日，李锐101岁（虚岁）的生日庆祝宴。从左至右：李锐、鲍彤、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杜导正。 SU XIAOLING
李：那给您最后加的到底是什么罪名呀？我们都不知道。
鲍：“泄露了党的机密”。给我加这个罪名是为了要圆谎，圆李鹏最初给我定的罪名。那是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李鹏代表国务院做报告，里边讲到鲍彤在5月17号开了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会，会上泄露了“军队即将戒严”的机密。我说：这个罪名不能成立，因为我不知道军队将要戒严，不知道的事情，怎么能泄露？我知道军队戒严是在5月19号，是在电视上听李鹏讲的，要说泄露，是李鹏泄露给我，我才知道的。这下他们没法弄下去了，就把罪名改成了“泄露了党的机密”——赵紫阳辞职。
5月17号政究所的那个会是怎么回事呢？5月17号紫阳去小平家开会，我不知道，我正好有件事儿要找他，就在办公室等他。赵紫阳的另一个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职的秘书，也来找紫阳，我们两个人一起等。他下午开完会回来了，看到我们俩，说：你们两个人都在。刚才在小平家里开了个常委会，做了个决定，打了场官司，姚依林赢了，我输了。什么决定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要保密。紫阳没说要戒严，我怎么会知道呢。当时有证人：办公厅副主任兼紫阳的秘书，后来到吉林省当省委副书记了，叫什么来着，我现在想不出，叫不出名字了（按：张岳琦——编著）。紫阳接着说：我在会上提出来，根据我的认识水平和精神状态，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定是不合适的，是要误事的。我在会上说了：我要求辞职。小平说：总书记还是你。回来在车上我想了一路，我想还是得辞职。你们给我起草一个辞职报告。这样我就给他写了个辞职书，就那么几句话：今天下午常委会的决定，根据我现在的精神状态和认识水平，由我来执行这个决定会误事的。我要求辞去总书记。当时我问了他：你是辞几个职务？军委第一副主席辞不辞？他说：辞，两个职务都辞。因此我记下：我请求辞去总书记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上面的抬头是：政治局并小平同志。
李：但是您实际上是猜出来要戒严了。
鲍：我没猜出来。
李：您真没猜出来？
鲍：我当然不知道……
李：没猜出来要戒严？
鲍：记了之后，紫阳说了一句：“咳，我这个辞职你得保密呀。”
我说：“紫阳同志，别的事情我做不了，保密我做得了。”
紫阳说：“有人可说你泄密了。”
我就说（用手指敲桌面）：“谁说我泄密了？不会有别人，只有李鹏。别人讲话都是负责任的，李鹏讲话是不负责任的。”
紫阳说：“人家可是说了有根据。我还跟他说了：‘现在是法制社会，不能随便乱说。’他说：‘我现在不拿出根据来，到时候我会拿出来的。’”紫阳没有说李鹏两个字。
鲍：写了以后，虽然就这么两句话，我还得回自己的办公室正式起个草稿，让打字员打好，然后再送给紫阳。我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在勤政殿，我一人一间。勤政殿一进门第一间是温家宝的，第二间是我的，最后一间是赵紫阳的，常委们的办公室都在那里。一个在现在的金台饭店，当时叫作中办招待所。中办招待所是我和体改室很多人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