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边纵队员，12岁参加革命，后加入中共，是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这么一个洁如水，净如玉的后生，1957年也莫明奇妙地被划成了右派分子，送到云南省弥勒县东风农场去“脱胎换骨”，这一去就去了整整二十一年。1979年“改正”后回到“组织”怀抱，干了几任省烟草公司官位不高权力大的会计科长，一年管着几千几亿的进入款项。据说找他“开后门”批烟的人有的是，可他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洁身自好不随贪腐起舞，离休至今还是支部书记。不过对“57”事挺来劲，先后窜起帮难友编写云南省《21年右派纪实文集》，花钱花力气，可刚一问世就被省出版局扣押了，理由是“非法出版”。另一册是帮难友魏光邺《命运的祭坛》也给扣押了。当下中国出版管理机关最忌讳的是右派分子的书，就像这些书挖了他们的祖坟，不扣押就对不起列祖列宗，不知为什么？据说那个管出版宣传的老妈给一个老右儿子操了，是真是假没有去考证。
铁流身后的那人便是讲故年的主人，他是边纵队员、五七难友赵汉科先生，现场的目睹者。其它几人为同行的林惠清、吴明春、李国云，均为五七难友。
我办《往事微痕》，他几次荐稿给我，电话通了好几次，就没见过面。这次去云南旅游，他开着一辆重庆长安面包车全程陪我。来去三千公里，行经十余县市，七十二岁的人了一点也不感到累，从早至晚谈笑风生，有讲不完的故事。他讲的那些故事中有一个故事，无论是谁听了都不会忘记。这个故事改变了他对“革命”的向往与追求，也改变了他人生的价值的取舍，同时也使我深悔自已有过的极左狂热罪过。
他说，1951年他刚满14岁，在一个县税务局工作。那时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何谓“镇压”？就是天天杀人，月月杀人，人杀得越多越革命。那天沾益县城召开万人庆祝农代会胜利闭幕，。庆祝的“礼物”就是杀人，且要杀出水平，不能出任何疏漏。为了严防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县里调来一大帮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边纵队员来执勤。他是边纵队员，自然到农代会服务组服务。他人小灵光，腰间挂着盒子炮，负责会场的南边秩序。在会场的四周全是县公安局的公安战士执勤站岗，外围还有解放军一个排警戒。事前不少人就知道，今天的庆祝大会，就是全县第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公审大会，要处决四十二名恶霸、特务、一贯道、土匪头子。
杀人会场设在县城火车站北一大片长满荒草的平坝子上，靠西边朝东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台子，上方横幅四个大字“反霸大会”，右边条幅红布上：“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左边红布条幅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共产党搞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出师有名，杀人有理，所以没人敢反对，就像今日“强行拆迁”民房一样，为了“现代化建设”，谁反对谁就是反对“现代会”。
在那台子两边贴满了诸如“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保卫人民政权”、“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一类红红绿绿标语。其实每条标语的后面都血腥、恐怖、残忍……
县农代会的代表都是些最有“阶级觉悟”的“贫雇农”，也是“打、砸、抢、抄”的“革命者”。他们个个胸挂红花，一脸喜色，威武凛凛走路一阵风，阎王见着也怕三分。他们准十二点整队入场，黑压压的一大片。靠农民代表南边坐着的是驻专区炮十五师的文工队员，他们身着军装整齐的坐在草地上，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
大会由县农协主席余福礼主持，一个地下党老党员。在一遍震天价响的口号声中宣布大会开始，七八十名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由刚脱下长袍马挂穿上解放军战士衣服的战士押入会场。他们绳捆索绑，分两排站在主常台前，个个低头躬身，瑟瑟发抖。接着由开明士绅刘雨苍向农民代表大会认罪，愿把所有家产贡献给人民。他的话音刚落，主持人即讲：“他不是贡献给人民，而是赔偿人民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