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首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周，在分组赛对战巴西
有人说，等到中国自由民主来临的那一天，中国足球队也不会打入世界杯决赛，或者准决赛，遑论夺冠。
很奇怪，中国这样一个与足球风马牛不相及的国家，常年执著地以足球为一种衡量国力的象征，渴望在世界上占一席之地，导致中国男子足球队经常沦为民间发泄情绪的笑柄，以及中国男人踢足球的本领，从来都是最富争议的社会文化议题。
足球是不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当然不是，美国、加拿大、曾经的苏联、东德，以及今日被视为即将取代中国的印度，都不是足球强国。然而，足球比赛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与中国的过去、现在，都可说是水火不相容。
当今公认的现代足球，被视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过去在乡村依附于贵族、领主的农民，渐渐迁往城市工作，城市里有商会组织、知识精英、小店主等中产、新兴的工人，以及贫民窟。足球就是这样一种城市人口混合而产生的运动，城市的本质就是多样性。即使在今日的英国，城乡的分野还是泾渭分明，乡村的人口和社会阶层组成，要比城市简单得多，在中古时代就更不必说。
但是，这也只是足球运动壮大以及向外输出的历史背景，足球诞生于英国，与其深厚的结社文化，密不可分。自由结社的习惯，从英国的乡村、城镇到学校，包括中学和大学，都没有太大分别，这也与封建制度和教区制度相辅相成，甚至细致到一家酒吧成为某支球队拥趸的基地，没有这种分散，就不会有结社，也不会有足球队。
可以说，足球运动，以及球队和球会的组织形式，便是带着分散自立，结社抱团的基因面世，这就可以知道，足球与中国社会的差距有多少。
虽然中国人喜欢引用蹴鞠，来当作中国有发展足球大国的足够理由。但蹴鞠有没有发展成为专业比赛的可能呢？可以断言，绝对没有。因为球队需要独立性，而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蹴鞠的了解，一定少不了“水浒传”里的高俅。根据“水浒传”，高俅升官发财，全凭球踢得好，博得了宋徽宗欢心。根据宋人的纪录，宋徽宗的宫女也组成球队，皇宫宴会上，常有人以踢球献技，提供娱乐。
有关历史纪录，不但不能证明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还可以解释，为何中国的蹴鞠只能限于杂技表演。因为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不是球队，不是比赛，而是皇帝。所有人的存在，球队的组成，无论是进宫表演，还是献技邀宠，都是为了向权力核心靠拢。正如中国的城市，其生存发展仰赖的根基，不是商业的自发秩序，也是权力自上而下的塑造。
足球成为运动之王，有城市商业文化，有封建自治传统，有不同派别或团体的独立结社，这些都是中国极度缺乏的因素。而非洲、南美、中东的一些国家，即使穷，或者也没有民主，但不乏出色的球队，因为这些国家，即使在专制统治下，民间也有自由，并没有去到极权的地步。
中国男人踢不好足球，当然不能归咎于体能，同样说什么“中国人个体是一条龙，集体是一条虫”，也是很荒谬的 cliché。球队的独立性，球员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中国政治文化里，从来都是容不下的。
伟大的球员是赛场上的王者，因为他们有领袖才能和比赛作战的创意，在中国皇权统治的历史上，这样的人必定是眼中钉，需要及早铲除。
今日的世界杯，又是商业化的典范，顶级球星身价都是天文数字。而商业化，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其中一条脉络，商业化的社会，离不开市场的自发秩序，这肯定与权力为中心的统治制度成为冲突。
如果不对足球抱有痴心妄想，其实也是没关系的，但一个古代人，非要加入现代文明的俱乐部一起玩，还想成为会所里的老大，就很可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