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沈宁，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堂侄。西北大学毕业后任职陕西电视台。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历任美国学校教师和校长，“美国之音”新闻主播，美国联邦空军军官学院教官。
沈宁，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77级毕业，1983年赴美留学，获衣阿华大学硕士、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大学助教、中学老师、小学校长等。业余写作，著述甚丰，出版书籍17部。陶希圣外孙，沈钧儒堂侄。
原题：饥饿的岁月
作者：沈宁
乾坤倒转，乐极生悲，火红的年代之后，紧跟饥饿的岁月。
1958年秋，国家机关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下放劳动热潮，外文出版社自然也不能落后。像父亲一样的知识分子们，心里愿意不愿意，却都纷纷报名，父亲为了表现积极改造，跟着报名下放到江苏北部的高邮农村。
祖母不懂什么叫做劳动改造，也想不出来，为什么读书人要到乡下去种地。父亲解释：毛主席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读书人不晓得庄家是怎么长出来的，所以必须要到乡下去，向农民们学习。祖母说：无稽之谈，乡下人种地，读书人读书，自古如此，天经地义。难道现在世事颠倒，要读书人种地，乡下人读书么？父亲知道，祖母没有办法懂得眼下的各种政策，也就不多做解释，只管默默地收拾行装。1959年一月份，父亲跟着机关下放苏北了。
高邮全县，下放的中央机关干部有数百人。父亲所在的编辑部下放四人，由一个党员干部任组长。父亲住在车逻乡，房东姓徐，老婆早死了，单身一个，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1959年底，人民公社大锅饭食堂热闹一阵，偃旗息鼓，农村实行计工分，按分分粮，家家户户生活都更苦了。老徐家务重，工分少，分值又低，只好借贷度日，结果年年辛劳，年年欠债。父亲住他家，每月伙食费九元和粮票三十斤，成为老徐家唯一的收入，大小三人对父亲感激得不得了。
父亲每次写信回来，总是感叹万分。于是每次母亲在北京买东西寄给父亲的同时，也要多买些点心等食品，让父亲送给老徐家的孩子们。但是杯水车薪，怎么够，母亲常常跟我们唠叨，老徐家的孩子真是可怜。立芳阿姨是苏北人，听母亲念叨，便说：苏北本来是个穷地方，所以她十几岁，离家远行，到上海去讨口饭吃。但立芳阿姨讲的那是解放前的旧社会，而父亲信中写的老徐家，却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九年了，怎不令人伤心。
过了不久，上级安排父亲创办车逻乡农业中学，他要求仍旧住在老徐家里，这样老徐每月还能拿到九元钱，买些灯油杂物。父亲领导农民们，把一座破庙改成课堂，动手制造课桌座椅，然后父亲自己书写各种标语，装扮教室，做得像模像样。教书本是父亲之所好，而且在中学教书，也可不下地背着太阳做农活，父亲总算熬到年底，下放结束，返回京城。
因为是出版机关，有社里的其他下放干部，把父亲教课的情况拍了照片，而且放大，送到给文化部下放干部汇报展览会，居然被选中展出。母亲看来，落下泪来，照片上父亲瘦骨伶仃，像一根火柴。可父亲觉得那是他的光荣革命史，一直津津乐道，好像下放也成了一桩美差。
然而饥饿并不仅限于苏北农村，大城市里依然照样，包括北京。为了分配极为有限的生活用品，政府发放各种票证，限制人民的消费。特别是限制粮食，大人小孩每月口粮最多二十几斤，食油每户每月三市两。家家的大人都尽量让出自己的口粮，匀给孩子们，希望孩子能够吃饱些。
祖母和舅婆婆整天饿肚子，还能忍受，他们可以坐在屋子里不动，减少消化。父亲和母亲可不行，他们每天要上班。所以母亲不许父亲饿肚子，总是想方设法逼父亲吃多些，而她自己总是想出各种理由少吃，很多时候一顿饭就是一碗高汤。久而久之，母亲因为营养不良，患了浮肿，四肢肿大，皮肤缺乏弹性，手指按下去，指窝很久不会复原。
那些年，北京城里所有人的一切活动，都只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吃。舅婆婆在马路上买来田鸡，烧了端上桌。父亲说在江南地方，田鸡是很好的下酒菜。我听说田鸡就是青蛙，便无论如何咽不下去，怎么可能吃青蛙呢。
所有人都吃不饱，中直机关里的干部也未能全部躲过。于是北京各部门纷纷自寻途径，千方百计地帮助员工果腹。全国总工会有许多退伍军人，机关便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打羊队，荷枪实弹，奔赴内蒙古草原，开着大卡车，追杀黄羊。打了一个多月，满载而归，供应机关食堂之外，还有剩余，分给员工，母亲也得到若干，带回家里，改善伙食，人人喜笑颜开。我家人从不吃羊肉，现在饥不择食了。幸亏新鲜黄羊肉，还不怎么膻，可以吃下去。
而外文出版社，则向部分干部发放一批特殊购货证，说是从国务院发下来的，专供高级知识分子使用，父亲拿到一本。因为祖母和舅婆婆都不会讲北京话，拿着这个本也用不成，所以每个月拿父亲这个特别购货证买东西，就是我的任务。
我家附近的西四副食店，是周围居民的蔬菜食品供应站。三开的大门走进去，四壁空空，几个售货员站着聊天，不见一个顾客，因为无物可买。这个大门旁边，还有一个小门，没有招牌，通常都关着，不见人进人出，普通顾客注意不到，我每次去西四副食店，就是奔这个小门而去。小门实际不锁，推开走进，是个小过道，当中坐个中年大汉，记得他永远歪戴个便帽，盯着进门之人。我拿出父亲的特别购货证，被那大汉验过，放我再进另一小门。
里面是一个特殊商店，跟外面的商店相比，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货架上虽然并不丰满，但总算是放了些货品。凭着父亲的高知购货本，我按月可以买到定量的白糖、大豆、食油、豆腐干、恒大牌香烟，有时候碰见有核桃、皮蛋等等，买回家改善全家伙食。
因为这个特殊购货证，我真的相信当时的坊间传说：东单八面槽有个不挂牌的特别商店，供应多少级以上的高干们来买东西。这商店门口，经常会开来各种牌子的小汽车，下来勤务兵或者阔太太，走进店去，然后拿出来一筐一筐的新鲜食品，海鲜鸡鸭，装到车上，轰隆隆地开走。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这些高干们家里，其实什么都不缺，哪里会了解到普通民众过日子的艰辛呢。
不过就算是有父亲这个特殊购货证，有这个特殊小商店，有这些有限的特供食品，也还是要花钱来买。越是贫穷，东西就越昂贵，好像在另一个层面解释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所以天灾人祸的那几年，也是父亲母亲最繁忙的时候。他们到处接散活，白天上班，晚上熬夜，赚些外快，填补家用。
幸亏父亲母亲是英文科班出身，翻译能力强，只要他们肯做，不愁没人给活计。我记得最清楚，那段时间里，父亲母亲没日没夜地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完成之后，拿到一笔相当的稿费，父亲甚至带领我们，到莫斯科餐厅去吃了一顿俄国大餐，烤牛排罗宋汤。但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严寒夜晚，他们披着毛毯加班，双腿受冻，毁坏了母亲的身体，导致她罹患类非风湿性关节炎，最终夺去了母亲的生命。
那些年，每个市民主副食品都有定额，习以为常。米有米票，面有面票，粗粮有粗粮票，细粮有细粮票，一斤的，一两的。在粮站买粮要粮本和粮票，在机关食堂吃饭要粮票，到饭馆吃饭也照样要收粮票。一个馒头收二两细粮票，一碗棒子面粥收一两粗粮票。没有粮票，全中国，走哪儿也买不到吃的。上海买一根油条，也要收半两的粮票。
不过北京有些著名大饭店，享有特别政策，像离颁赏胡同西口不远的砂锅居，北京四大居之一。砂锅居始建于清朝乾隆六年，砂锅居开业之初叫和顺居，因当年用一口据传是明代年间的特大砂锅，专煮上好猪肉，白肉肥美不腻，味道极佳。天长日久，人们便以砂锅居替代原名和顺居。
为了满足一些居民的要求，北京政府统筹安排，允许砂锅居这样的高级饭店，做一些饭菜，不收粮票，高价出售给顾客。于是为了补充一家老少的不足，母亲想出一个办法，到沙锅居买一桌高价饭菜，拿回家重新搭配，添加其它材料，每晚一顿，全家人可以改善一星期的伙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