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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4北京城破沦陷百万市民如鸟兽尽 十八年前我所经历的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 前后

—纪念赵紫阳逝世十八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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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北京城破沦陷,大军携坦克和装甲车突入,京城四处火光冲天、弹林矢雨、硝烟弥漫。长安街屠城和天安门血洗之后,学生领袖们四散逃亡,百万市民如鸟兽尽。后面的几天,北京城十几万人流亡,城空人绝迹,家家闭门杜户,整个京城像地狱、鬼界和死域一般。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城市却揭竿而起,围困、卧轨、纵火、焚毁、捣砸,反抗方兴未艾、举目烽火连天。接下来是全国持续的大搜查、大逮捕、大处决。

2005年1月19日中午,我手机上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短信,内容很简单:“22日告别紫阳,参加悼念活动,请致电治丧电话:010-5XXXXXXX”。

两年前,我听一位老先生讲过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巧遇紫阳打球的情景:说开始远远望去,紫阳身形苍老、颇显佝偻;但他打了一会儿后,再看上去则腰挺背直、精神矍铄。再往前几年,我也不时听到紫阳的消息。一次我去长白山天池,接待的人讲,天池上很难看到晴空万里的时刻;不久前紫阳来,陪同人员告诉他:您真幸运,江主席来了两次都没能看到晴天,紫阳听了哈哈大笑,得意的说:“我是谁?”另一次听人说,紫阳去四川游览参观,接待的将军都向他敬军礼口称“报告首长”。

此刻,这条短信让我完全出乎意外。其实,这时距离紫阳出任总理已经25年,距离紫阳最后出现在国人视野里已经16年:他身体再好,毕竟不是金刚不坏之体,总有走掉的一天。但是在我心中,却从来没有预计过、设想过有这么一天。一个公众人物,他越是销声匿迹,你越是觉得他生命也会像声名一样凝固不动,从此静止长存。我也和朋友聊起过紫阳的寿命,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朋友轻松、自信、骄傲地说:“老赵是何许人也?什么没见过、什么看不透?老赵且活呢!这帮人都死光了,老赵还将健在。”话虽玩笑,但我们心里都深以为然:以紫阳的豁达通融、云淡风轻、举重若轻,生命似乎可以无限。

况且,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历史的榜样,这就是社会主义伟大的改革先驱杜布切克。杜布切克47岁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发起“布拉格之春”,两年后被苏联推翻罢黜,1970年6月开始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于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伐木所工作。相信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会看到共产党一党专政土崩瓦解,也还会再造共和。1989年捷克民主变革成功,杜布切克在众望所归中王者归来,于1992年出任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与联邦国会议长。因此,我们满怀期望这一奇迹会在紫阳身上重演。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都忽略了杜布切克复出时才仅仅68岁,正是紫阳去职时的年龄。

发给我短信的朋友当时不到三十岁,对紫阳自然没有直接的了解和情感。他知道我是那一代人,相信我必定对此心神激荡、刻骨铭心,所以收到短信后即刻转发给了我。

接到这条短信应该说是偶然。如果没有这条短信,我虽然对紫阳充满感情和敬意,可也不会想到如何对紫阳逝世公开表达自己的哀思。有了这条短信则完全不同了,我再不会在行为上无动于衷。于是,我迅速按照电话号码打了过去。电话一下就接通了,我本来自然以为这个电话是紫阳家里的,接电话的人是紫阳的某位亲属,会语带悲戚地听完我的致意。然而,对方完全没有兴趣听我低沉的表达,就简单、职业、程序化的告诉我:紫阳的治丧办公室设在金台饭店二层,如果想参加悼念活动,可以去办公室询问方法。显然,接电话的不是紫阳的家人和亲友,而是公事公办的工作人员;而且,这个号码本身应该就是治丧办公室的对外电话,就设在金台饭店——这么说,紫阳的治丧活动也不是其家庭的私下行为,而且由官方全程操作。

金台饭店位于平安大道和德胜门内大街交叉路口的西南角,和北大附属第一医院新楼隔街相对。我早就听到过这个酒店是安全部下属酒店的说法,此时听电话里这么一说,我顿时认为治丧办公室设在这里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方便管制和监控。其实我之前听到的传闻并不准确,金台饭店的真正上属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局;负责紫阳后事的是中办,当然要使用自己的宾馆接待、办公。

没有对中国的政治恐怖生态有深刻了解和体会的人,也许根本想象不出来我后面的犹疑不决和苦思冥想。余下的一天里,我都在反复权衡分析:

很显然我最初的判断是错的,这个电话并不是紫阳家的,而是他去世后专门临时安装,应该属于治丧办公室;从数字上看的出能得到这个号码的绝非等闲机构,最可能的是中办,也不排除是安全部门,因此紫阳的治丧活动应该是由这两个单位来负责控制;

当局对这一敏感的突发事件会如临大敌,最严厉的封锁消息,务使社会影响淡化到最低;但紫阳的家属们绝不可能容许紫阳就这样默默走掉、销声匿迹,他们一定希望利用这一最后的机会让紫阳和人民真正地结成一体,所以就通过各种关系、途径和渠道把紫阳逝世的消息连同这个号码尽量扩散出去;但是,紫阳亲属为什么不扩散自己家里的电话、哪怕是暂时在家里安装的吊唁电话,而非要透露一个由官方控制的电话号码呢?这不是让想要悼念的群众与虎谋皮吗?

不过,我又自问自答地想,这倒也不难解释:也许是紫阳家人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亲自接电话,也许是紫阳家明白,如果把自己家里电话扩散出去势必被怀疑别有用心,而把官方电话公布应属无大过;当然也可能这个电话本身就设在紫阳家,但已经被有关部门接管。这个疑问解除了,又一个问题来了:治丧办公室完全可以回答谢绝参加,为什么要让人亲自去金台饭店呢?可能有两个答案:一是想引蛇出洞、请君入瓮,布设陷阱罗网;二是紫阳毕竟影响重大,逝世消息毕竟无法隐瞒,当局预计想参与者众而且涉及极广,一一拒绝反倒引起公愤,于是,索性让欲参与者亲自提出愿望,也可便于审核、管理。

这一天的临睡前,我做出决定:不论是何种情况,我都要去金台饭店,根据情况临机而动,这也是一个难得的观察和记录一个历史时刻的机会。我拨通了当时来往最多的中学同学Y的电话,告诉了他我一整天的经历和想法,问他是否愿意明天同去。Y的政治观念并不鲜明,但他足智多谋、热情好事,一口答应。

深夜上床,我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放电影般以第一人称角色回顾着紫阳的一生,又放电影般呈现了八九年六四的整个过程,再放电影般交叉比照重叠回忆十六年来我自己的人生和紫阳的岁月,眼里的泪水和心里的潮湿几次交替涌上。

一月二十日上午,我接上Y,一起去金台饭店。进了饭店前院,我特意把车停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然后和Y走下车,没有逡巡犹豫的直奔酒店大门,同时不动声色的左右观察停车场里、酒店周围是否有闲散人等和监控摄像。

一月份是北京旅游和饭店业最清淡的季节,如果不是紫阳治丧办公室设在这里,此地一定人迹罕至。但即便承担了如此重任,金台饭店里的情景也远远出乎我们想象的冷清,北方冬日黯淡昏晦的日光勉强投射进酒店大堂,阴郁而萧沉。六、七个百无聊赖枯坐一隅和偶尔走动出入的人,全都穿着臃肿、拖沓、令人沮丧和沉重的深色防寒服,看上去和我们来寻找的目标毫无关系的游走在另一个生活里。

我们上到二楼,下边丝毫看不出来的,这里别有洞天,公共区域异常熙攘,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很显然现在真正接近事件核心了。治丧办公室接待处设在八楼一个大会议厅里。大厅里端一字排开七、八张条桌,条桌里侧坐着十几个工作人员,面对条桌外侧七、八张椅子上坐的人,有的签到,有的登记,有的查阅名单,有的回答问题,有的发放资料。来访的人应该有三、四十个,散在厅内各处;我们刚要走进会议厅的时候,正好一个整洁儒雅的老人被两个年轻人搀扶出来。

我们没有直接去条桌摆成的接待台,而是很自然地坐到会议厅最外端的一排沙发里,躲在阑珊处隔岸观火、好整以暇,仔细打量、观察着接待者和被接待者——当然我们也怀疑没准自己其实正在被别人仔细打量、观察着——。作接待的工作人员以女性为主,穿着不一,和到处都能见到的吵吵嚷嚷、粗俗八卦的普通女公务员毫无区别,看不到任何肃穆庄重的表现,但也没有警惕和审视的神色举止;来的人绝大部分是衣冠楚楚、白发苍苍、看上去身份教养都不错的老人,很多都由青年人陪着,中年人不多。

在我们不动声色的观察、聆听下,现场情况很快搞清楚了:紫阳的悼念活动就是二十二日——后天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里的人都是已经预先报名而且通过了审查,被电话通知前来领取告别仪式入场卷的。于是,我们找到一个自认为是最不引人注意的乱哄哄时刻,走到接待台前,一句话都没问,直接了当告诉要领告别仪式门票。接待人员问我们是否有提前申请预约,我们自然回答说有;接待人员随即翻看厚厚一沓名册,他们自然查不到,就告诉我们没找到我们名字所以不能给票。我们还装作不解和不满的嚷嚷说:“这怎么回事?哪能这样?”工作人员估计见多这类人了,听都懒得听,早已经扭过头去审问别人了。

这种结果不出意料,我们也没期望能这么儿戏般轻而易举就混过去,所以并不灰心,就又回到沙发上坐下,继续再观察着寻找机会。一旦到了现场,其他如昨天的忧虑、忐忑、顾虑、担心索性就没有了,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想尽办法达到目的。

坐着坐着,一群西装领带、深呢大衣、邋里邋遢、脸庞粗黑、浑身土气的人晃晃悠悠走进会议室,一看就是进城的乡下人。他们叫叫嚷嚷、高谈阔论、大大咧咧的来到接待台前,满口浓重的河南话和工作人员谈着。我立即猜到这肯定是紫阳家乡来的人。京城大官故去,对家乡人是一件天大的事,当地领导和群众代表必然前来相送如同农村的送丧出殡,不管这个大官生前有没有乡土情、回没回过家乡、以前和当地人接触过没有、是否给家乡做过贡献。可是,如今紫阳是个敏感的麻烦人物,他去世的消息绝大部分北京人现在都还未必听说,而这些远在穷乡僻壤的基层群众却居然早就到了现场——足见大人物、哪怕是失势废黜的大人物的家里人和北京的联系多么广泛、信息多么灵通。我们知道,家乡人在这种时刻往往能够决断不少事情,对紫阳的感情也比局外人深,更较少顾忌。于是等他们和接待人员交涉完,我们就跟着他们走出会议室。在一层我们拦住一群人中领头的矮个子,口气谦恭地告诉他:我们当年正在读大学,对紫阳的感情非常深,今天特别想有机会送紫阳最后一程;您们一看就是紫阳家里的领导和亲友,肯定有办法帮我们实现这个愿望。矮个子站定,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两个突然出现、一脸诚恳求助的陌生北京人,愣了一下,很快显出一副非常理解但爱莫能助的神态,然后居高临下、老成深刻的用河南土调教育我们:“感情深,主要是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不是要一定去追悼会。”当时我们正着急焦虑,哪有心思听他瞎扯;但事后想想,这人话说的着实很有水平,再看那左右簇拥的乡土派头,足见是当地的一号人物。能和紫阳保持思想政治上一致又威风不倒,无疑是个奇迹。

离开了矮个子一伙人,我们继续在饭店里上下逡巡游走,寻找其他可能的机会。李敖概括过各国法治的不同:美国是除了法律规定不能做的你都能做,德国是除了法律规定能做的你都不能做,意大利是不论法律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苏联是不论法律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不能做,国民党是不论法律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也都不能做。在这个国家呆长了,我们很清楚没有任何事可以顺利做到、也没有任何事一定做不到。

八层来访者逐渐比刚才多了起来,总共差不多有七八十人。我们加入进三三两两交流议论的人群,旁边一个人悄悄对我们说:去到隔壁休息室,找紫阳的亲属。

我们立即按照他的引指,敲开不远处一个小休息厅的门。里面只有几张沙发、茶几和三、四个人。一个二十出头的胖小伙子——应该是紫阳唯一的女儿赵亮(王雁南)的儿子——站起来接待我们。简短的对话后,他告诉我们:“去我姥爷家吧,我二舅在。我姥爷家在王府井旁边的富强胡同6号。”

出了饭店没有耽搁,我们开车直奔王府井。路上我们分析、商量着去紫阳家可能的遭遇和对策。去紫阳家,肯定比仅仅来金台饭店风险大的多。如果遇到公安询问,我们如何回答?如果被警察带走,我们如何脱身?我们是编造一个身份,还是如实告诉?往后事情我还好,Y在部委工作,一旦闹到单位后续会很麻烦。这些都应该在抵达富强胡同前想好。

临近春节前的北京,路上已经不如平常拥堵;此刻时值中午,车流更为稀疏。我们很快就到了王府井,而且出意料顺利地确定了富强胡同的位置;此时。我们要想的事情半件也没想清楚。

进入富强胡同之前,我把车停在临近的著名购物城世都百货的停车场上,然后打电话给里面的一个熟人。他是世都的内保,我们在朋友的酒局上无数次遇见,最近一直听他兴冲冲地通报自己已经被安全局吸收为外围,大有妓女从良、强盗招安的骄傲和志得意满。熟人听我说就在外面,立即迎了出来。我一说出“富强胡同”四个字,他就明白了,问我:“你要去?”我问:“是呀,有事吗?”他说:“这两天盯得很严,不过正常去,应该问题不大。反正要小心、小心!”

富强胡同坐落在沙滩和王府井之间,是一条狭窄、破旧、拥挤的小巷。如果不说,谁都无法想象里面还居住过前后两位曾经的名义上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紫阳之前,胡耀邦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就住在富强胡同6号,一住就是二十九年,直到当了总书记几年后才搬离。胡同两边沿着相连的院墙堆了不少乱七八糟乱的杂物。一辆车通过没有问题,但如果恰恰双向都有车就难办了。但即使这样,像北京大多数胡同一样,还是有几辆车长时间停在墙根下。时值冬日午后,胡同里几乎不见行人车辆,我们两人一进巷中就被一览无余。这真是一条便于监视的街道,即使在最好的季节里,也只会是住在其中的人过往,极少能有外人从此穿行,更不可能有人特意停留站立,只要装几个探头,就没有遗漏的死角。

从富强胡同西口往里没有多远,路北一座院门上“富强胡同6号”的陈旧路牌就被我们看见。同时被我们看见的,是正对面的三四个摄像头。院门斑驳陆离,院墙青灰剥落,我们在门口略站片刻,就按响门铃。实话说,我们心中是忐忑不安、七上八下的,一是因为身处是非险境,二是我们贸然来访,紫阳家属是否欢迎、是否纳入也在未知——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之前的两天,已经有大量北京市民自发来到这里悼念紫阳。

很快有人来开门,是一个保姆样子的中年妇女,非常痛快的让我们进去,然后立即关上两扇大门。

北京富强胡同6号

紫阳家的简陋、萧条、颓败出乎我们的意想。一进去是一个很小的院子,或者只能算是一个过厅;进入过厅小门是第二进院子,先看见的是一个大的影壁,绕过影壁就是主院,东屋即紫阳的客厅兼书房。中年妇女引我们进去,让我们稍等。于是,我们慢慢打量着紫阳生活了最后十六年的地方。

紫阳的客厅兼书房大约有六、七十平米,有沙发、书架、书桌、椅子、藤椅等,是一个典型的不善收拾的老年人居室的零乱陈设。唯一的特点,是到处摆放的相框,里面都是和孙子孙女们在各处的合影,可见晚年弄孙之乐给紫阳带来多少欣喜快慰。屋子里一切应该一如紫阳生前,只是临时布置成灵堂,多了无数花圈、鲜花。紫阳那幅身穿满是皱褶的灰色短袖稠衫、双手叉腰、笑容可掬的著名遗照挂在东墙上,后来流传很广的两幅对联:“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今生的荣幸,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分挂照片两侧。我注意到遗像下面田纪云的花圈,其他花圈落款我就基本上不知道是谁的了。

不多时候,从门外进来一个四十左右、个子不高,身体有些向前弯曲,走道左右摇晃,象极了北京小痞子的人。他走到我们身边,向我们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我是赵二军。我早就知道紫阳有儿子叫赵大军,在金台饭店紫阳外孙说二舅在家,这人又说自己叫二军,我想他一定是大军的弟弟。看二军的举止神态,地道的一个北京社会青年,怎么也不像曾经的二皇子。最让人想笑的是,他穿着一件几乎可以用破旧形容的草绿色粗毛线衣,一望而知是八十年代初的产品,连我这样从不讲究的人都有十几年不穿这种档次,更别说损坏程度的衣服了。我们握住二军的手,向他表示我们的沉痛,告诉他我们是当年北大的学生。然后,二军站在我们身后,看我们向紫阳遗像深深地三鞠躬。

后来我看杜导正的女儿杜明明在《他尊严地走了——赵紫阳临终纪实》里写到,好多人在紫阳家对着他的遗像失声痛哭,包括和他素昧平生的普通百姓。此时此刻,我并没有流泪的感觉,但是这十六年里,当我想起紫阳,当我回味起在那个让我一生一世魂牵梦绕的尖峰时刻紫阳的行至时,却多少次为他泪湿襟怀。

十六年来,我在脑海里无数次浮现出紫阳,在心里无数次回味着紫阳,今天我终于离紫阳如此的零距离。此刻,我时空穿越,努力地去想象、去描绘、去勾画十六年前的岁月情景和风雨如晦。那夜北京城破沦陷,大军携坦克和装甲车突入,京城四处火光冲天、弹林矢雨、硝烟弥漫。长安街屠城和天安门血洗之后,学生领袖们四散逃亡,百万市民如鸟兽尽。后面的几天,北京城十几万人流亡,城空人绝迹,家家闭门杜户,整个京城像地狱、鬼界和死域一般。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城市却揭竿而起,围困、卧轨、纵火、焚毁、捣砸,反抗方兴未艾、举目烽火连天。接下来是全国持续的大搜查、大逮捕、大处决。在那段风雨飘摇、肃杀恐怖、血雨腥风、“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日子,人人性命难保、自顾不暇之际,谁也没有去关注、去思忖过在不见天日的京城的另一个世界里、在整个事件漩涡的最中心、在人们永远无法看到的地方,同时发生的另一场惊心动魄的故事。邓小平在公开对人民发动战争、镇压和屠戮的同一时刻,也在暗地里开始了对内部的围剿、清洗和整肃,紫阳做为最大的异己力量和内在威胁必定第一个遭到惩罚。这场不为人知的故事至今紫阳没有透露过一个字,也没有见过当年的身边人或参与者的披露。紫阳如何被带走?他最初被囚禁在哪里?有着什么样的惊险经历?遭到过怎样的屈辱和虐待?当时的军人已近疯狂失控,诛杀紫阳以谢阵亡者之声绝对存在。权势瞬间崩塌,希望顿成泡影,自由突然丧失;生命的危如累卵、祸在旦夕,子女的离散飘零、不知所踪,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无限江山......面对个人凶险、山河沦丧和国破家亡,紫阳的心情是如何的沉重、惨痛和沮丧?他有没有恐惧与忐忑、有没有绝望和悔恨?这一切,深深地迷惑和吸引着我。

责任编辑: zhongkang  来源:北京之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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