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记述大跃进中，安徽省无为县发生的人祸大饥荒的真相，和对它一些评述与反思的小书。在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安徽省是重灾区。当时安徽全省总人口三千三百余万人，而非正常死亡人数，竟达到四、五百万之众！死亡总人数，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那里饿死了一千万人。但从死亡率看，安徽却是第一位的。这个数字见于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公开出版发行的《张恺帆回忆录》，应为正史。
如果说安徽省是当年的重灾区，那安徽人口的第一大县，无为县就是重中之重！其严重程度，从非正常死亡总人数和占人口比例上看，可能是县一级全国之最！这也是有正史可查的。因本书重点是谈无为问题，有必要将官方的《无为县志》上的两份表格，复制如下：
这是两份官方颁布的数字，应是信史。第一张表告诉我们，无为县的粮食产量，大跃进前1957年总产量约为6亿斤许，而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总产量达到6.6亿斤。按当年该县总人口95万人计算，自留地产粮不计在内，人均占有粮达700斤，一般人均300斤，即可保证生命存活，不被饿死。人均近700斤，应是丰年了，谁知道却是大批饿死人的肇始。
而从另一张表，我们看到该县1957年底人口总数为982979人，1958底为950056人，到1959年底，竟降至820259人，减少了近12万人，骤减千分之75.47！再查查当年人口流动情况，迁入数为41592人，迁出数为54513人，就是说外流了近13000人，只占人口减少总数约1%。并非如孙经先教授所说的，大跃进中减少的人口，基本是外流了。
无为人口，再追踪至1960年底全县总人口，仅为662557人！与1957年底982979人比较，实际减少320422人。查阅了1957—1960年尚生育了三万余人。还有一个数字是县志上列不出的，就是各地虚报人数，为何要虚报？因为当时粮食供应，连同布票油票等各种票证，都是按人头发放的，多报多得。对此丁人卜先生在《无为天堂梦》的遗著中，有较翔实的叙述。如果以这个虚数去抵外流人数，那总减少人数应和表上实际减少数约相等，在三十万以上，死亡率应约为33—34%之间，民间传说无为人三成饿死一成！决非虚言！
那这三十多万人哪去了？人间蒸发了吗？除去平常老病死亡，一般在千分之十，按1957年总人口九十余万人计，也不足三万人，那余下的三十万人，应均属非正常死亡，说白了都是饿死的！
无为县属江淮平原，北为巢湖之滨，南紧依长江。境内水网纵横，历来是江北的大粮仓，也是全国四大米市之首芜湖市，粮食主要供应地之一。为何在基本上风调雨顺的三年内，全县竟会饿死近三十万人！天灾乎，非也！实乃人祸焉！
本书就是为披露无为当年大饥荒的史实而编，无为真相能为世人知晓，首要人物当推已故无为县委农村工作室工作人员丁人卜先生。早在上世纪1980年代，丁即奉当时无为县领导之命，对刚过去不久的无为大饥荒，做逐村逐户的实地调查，为时两年许，记满几十个笔记本。后又奉命去民政局、公安局、档案局等政府部门，查阅记录了相关资料，终于写成了《无为天堂梦》一书，全书约15万字，分上中下三集。并将其中精华部分，缩写成近5万字的节本。然后自费打印数十分，分散相关部门，包括重要当事人张恺帆付省长，审核验证，均无异议。它应该是披露无为大饥荒真相，准官方的调查报告。三年无为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三十余万人，就是那时首次对外公布的。
丁人卜此著，开始调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书稿完成已近世纪末了。全书曾拟于香港某出版社出版，后因出版社倒闭，原稿中下部遗失。原稿及节本，因无电子版本，至本世纪初，已近淹没。我接到无为杨金声先生的节本赠稿，已经是2008年初了。
记得当我通读完这近五万字的节本后，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多次忍不住内心的悲痛，潸然泪下。百姓何辜，生产粮食的农民何辜？为何我们披星戴月辛劳艰苦，养活了你们，反而遭受你们如此严酷的剥夺，什么狗屁的‘粮食高产卫星’！什么高指标、高征购！什么逼人命的‘反瞒产私分’！刀刀见血！句句杀人！直到把最善良最纯朴，也最听话的数十万农民，活活饿死！天天还在高唱我们已经跑步进入了人间天堂！天堂乎？地狱乎？真相是最好的答案。
面对这份珍贵的史料，我又突然感到责任重大。丁人卜先生已过世五年了，原稿中下两集，已荡然无存。仅留下的节本，也已寥寥无几，再也不能任其淹没了，那将如何面对数十万枉死的亡灵，如何面对这段惨痛的国史！
记得当时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这近五万字的节本，一笔不漏地输入电脑。那时我已年过古稀，不懂拼音，只能用手写板一笔一划地写。那样也好，写一个字思考一番，体会能更深刻些。
五万字悲惨史的抄录，等于去了饿死三十余万的人间地狱——大跃进中的无为农村，走了一遭又一遭。悲伤难忍，愤怒难忍，我很快地写出了第一篇读后感：《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一本现代人写现代史的杰作》。长序两万三千余言，文中较详实地介绍了丁著的成书经过，及书中所引述与调查资料的准确性，尤其是共产风肆虐时，对无为广袤农村所带来的严酷、深重、全面和不可修复的伤害与毁灭，（人都饿死三有其一了，还谈何修复！）造成白骨遍于野，百里无鸡啼的人间地狱惨状。如果说杨继绳先生的《墓碑》，是描述了全国性大饥荒的一个大框架，而丁人卜先生则提供了很多翔实的，令人发指的细部。比如一平二调时，人民公社为办什么万头猪场、鸡场，强占民房，使多少实名实姓的农户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又比如恶吏无为县委第一书纪姚奎甲，面对1959年当年粮食总产只有6.4亿斤，却上报为14亿斤，上调7亿斤。结果挖地三尺反什么瞒产私分，把农民最后的度命粮，全夺走上调了，居然要农民吃那些猪都不吃的东西，还算上亩产量和总产量。下面从丁著中摘录的。
玉米叶皮芯，7万亩，亩产270斤，总产1890万斤，（以50%淀粉折算）；
高粱秆子：一万亩，亩产400斤，总产400万斤；
黄豆杆子7万亩，亩产200斤，总产1400万斤；
芝麻杆子：50000亩，亩产260斤，总产1400万斤；
花生藤壳：5600亩，亩产200斤，总产1120万斤；
还有什么野生的微量猫儿肠草、土苋菜充农民口粮，都以吨数计！不了解这个真实情况，怎会相信，在人均占有粮食近700斤的1959年，有大批农民饿死！
说起这个无为人对其刻骨仇恨的恶吏姚奎甲，真实地表明了，在极权制度下，一个手握重权的坏领导人，作起恶来，后果是怎样的严重与残酷！有句民谣：“贼来如梳，匪来如篦，官来如剃！”姚奎甲正是这样的恶官！他应是无为大饥荒的一线作恶者，百死也难赎其罪！但姚逃脱了，仅调走了事，但无为人仇恨难消。
笔者在另一文《寻墓——右派师生的生死情谊》，说到一情节，文革期间斗当权派，把姚奎甲从芜湖揪回无为游街示众。主持人知道其罪恶深重，如果裸游，后果严重，难担干系。就用一铁笼子将姚装进去，用板车推着游街。当笼车游到无为十字街心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了！等候已久从四乡八镇赶上来红了眼的万名百姓，他们应都是那场人祸大饥荒中，枉死者的亲属，人人手拿石块，一齐大吼，疯狂地向笼车砸去！顿时把笼车砸的七歪八扭，要不是主持者一再劝阻，说出了人命麻烦大了，隔着笼子也能把姚奎甲砸成肉泥！这就是当时轰动大江南北的‘笼游姚奎甲’事件。清清白白地告诉世人，那里有压追，那里就会有反抗！载舟之水也覆舟！
丁著一重要贡献，就是较完整地，介绍了曾轰动全国，历史上必将留下重重一笔的‘张老K解散食堂放粮于民’，召来毛泽东严词批示，所谓的‘无为事件’。其实那不过是共产党内地方官员，一次尝试性的民主实践，本来可以起到执政党自身纠错的作用。但毛泽东怙恶不悛，表现了极权制度的权力傲慢，反而在犯罪的途中，越走越远，终于酿成全国性的人祸大饥荒，毛作为首恶罪责难逃！兹事体大，后文在评述张恺帆事件时，还将继续讨论。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无为大饥荒的真实面目，笔者曾多次去无为采访，访问过多种行业的人，发表过多篇记实报告，小书中部分收录。
无为被祸害成这样了，那周边县市情况又如何呢？全省其他地区又如何呢？这里也有——个数字，可以管中窥豹。据公安部三局毕业于莫斯科统计学院的王维志研究员统计，那三年安徽省有十一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10%），分别是：肥东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总人口402700人，1959与1960两年死亡60245人），定远11.84%，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前三名依次为无为，太和，宣城。这个统计虽然与其他记录，因统计起始时间不同，有一些差异，但都表明安徽灾难，确是十分严重！
这里有必要说说宣城的事。如果说江北无为县是鱼米之乡，那江南宣城县，就是一块膏腴之地。它地接人间天堂的杭嘉湖平原，远在1700年前，三国时期，吴王孙权帐下冠军将军丁奉，曾在此做过开发五湖区等重大治理功程，从此宣城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江南成为养活全中国人的大粮仓。三国以后，长江以南一直物产丰富经济富裕，不仅自身衣食无忧，而且也是中国稳定的一股强大的物质基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晋永嘉年间的八王之乱时，生灵涂炭，唯独江南尚可安居。“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以后才有北方八大姓氏‘衣冠南渡’，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口大迁徙，文化大交流。全赖江南仓廪之丰实。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的膏腴之地，大跃进时，竟然也是饿死人的重灾区，笔者曾多次去宣城采访，也发过一些文章，为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悲剧不再重演，有些当事人，名字是隐去的。那并不表示他们其罪可赦，只是从全局看，主要责任人还是毛泽东这个祸首，地方官员只该负他们应负的那份责任，毛的锅他们背不动也不该背。
未想到我这样的理性文章，却遭一些人的谩骂。质问我这个老右派说，宣城死了18万是否都是饿死的？质疑是可以的，追求事实真相，是后来人共同的责任。这事最早要感谢宣城人徐应钦。他当时是县委办公室负责人吧，为反映宣城灾难的真实情况，曾写好材料，步行几十里到江苏省高淳县邮局去投递。结果还是被人称田杨夫妻店的宣城县委截获了，徐的下场肯定悲惨。网上有人说徐被整得精神上出了点事。但愿只是讹传，仁者寿，祝他健康长寿。
那当年宣城灾难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有两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一些端倪。一是网上在拙著之后，有多人贴出了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
“田照临，好政策，八斤稻子一个月；二两煤油（全家）只摸黑；一两香油擦锅铁；半两红糖一口塞；田照临，你缺德不缺德！”
田照临就是田氏夫妻店，宣城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就是其妻杨某。这样的格局，即使在一党专政的国家也少见，他俩是应该对宣城灾难，负主要责任的！一人一个月口粮八斤定量，是指农户，城镇非农户标准要高许多，饿死的要少得多。8斤稻子是什么概念，是指的原粮，碾成米也就6斤多一点，每日只有2两。有人研究过，人按这个热量摄入，活不过20天！
宣城还有人记得1960年的寒亭公社，是什么样子吗？有人告诉我，那时寒亭老百姓，饿、病、逃荒、死，已是大地一片荒芜，人迹罕见，猫狗也绝迹了。正因为大片荒田，无人耕种，上海市劳改单位，才在此地办了军天湖农场，征用了农场和周边大量土地。因为上海人被劳改，服刑期满后，是不能回上海的，所以还须要预留一些田地，安置刑满人员。不是寒亭公社饿死这么多人，找一块这么大的一块地，又离上海较近，真不容易。
安徽历来是产粮大省，在全省基本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为何江淮两岸，都出现了大批百姓被饿死呢？除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推行的极左政策，中央要负首责。具体到我们安徽，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官场，究竟扮演的是什么样角色呢？
就在2008年当年，我读到了那本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张恺帆回忆录》，算是对当时全国，也包括安徽的政治形势，有了一些概括性的了解。本来安徽作为一个内陆省，在全国一盘棋的大格局下，都得按中央总方针办事。但作为省一级机构，统辖数千万人的封疆大吏，在执行政策上，还是有一定自主权的，否则就很难理解，面对大跃进大饥荒，在自然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安徽与邻省浙江江苏的后果差异，为何如此巨大？据统计浙江那三年约饿死了14.1万人，作为富饶的浙江，竟然也饿死了十余万人，该省主要负责人也应罪责难逃。但这14万人的数字，竟不抵安徽无为县饿死人数的一半，那安徽的省委一班人，又该负怎样的罪责呢？常委的集体班子，都是只顾官帽，不管百姓死活的恶吏吗？
是！也不全是！大跃进中安徽官场，是几近集体沉沦了。高指标，高征购，放什么粮食高产卫星，全国皆是，安徽尤甚；乱挖土水库，曾希圣鼓吹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指挖的土石方量），得到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夸奖，结果是耗尽了饥饿中农民体力，很多人倒地成饿殍！大炼钢铁，土高炉遍地狼烟，彻夜火光冲天，烧光了山中几乎全部树木，和百姓的门窗床板，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家中炊具用具，结果是既破坏了生态，百年难复，炼出的都是无用的废渣。而连初中科技知识也没有的毛泽东，竟然十分赞赏，给曾希圣写信说“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毛此言作为最高指示批给全国，为极左思潮，推波助澜，祸害尤深。
曾希圣受到毛的宠信，在安徽奉行极左路线变本加厉，一意孤行，安徽民众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是以曾希圣黄岩桂林栖为首的省委常委一班人，面对如此悲惨现实，不仅熟视无睹，反而大肆挥霍仅有的民脂民膏，骄奢淫逸。大兴楼堂馆所，尽情享受。甚至在贫困的大别山深山的岳西县西关小镇，为常委们每人盖了一栋别墅，还为毛泽东盖了一座大别墅。
真正的一边是饥民哀嚎，粒米如珠，饿殍遍野；一边是酒食征逐，荒淫无度，恬不知耻！面对安徽如此惨烈不堪的现实，连极左派大将柯庆施都看不下去了，严词批示说：
“安徽竟被搞成这个样子，病、饿、逃荒、死。有些人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就像猪一样，还用嘴朝前拱！”（柯庆施1961年6月25日在安徽岳西县石关别墅群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的发言）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随着曾霸王的倒台，省委常委们，也几近集体拱出局了。
但是，如果说省委班子全垮了，也是不公正的。疾风知劲草，正是在这样一群只顾陷媚逢迎，官升一级，尽情享受，不顾百姓死活，谎话连篇的省委班子里，居然还有一位高官，毅然从这一群人中，一跃而出，义无反顾，扑向凤凰涅磐的熊熊烈火，把旧日的自己，化为灰烬，而在烈火中得到重生。
他就是‘无为事件’的主角，时人呼喊‘张青天’的张恺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一位上世纪192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
公正地说，张恺帆作为一位安徽省党和政府领导班子里的核心成员之一，安徽省工作中的成败得失，他都逃脱不了干系。但有着较高人文素养，能写一手出色旧体诗词的恺公，一贯心慈面软，是有名的‘大黑伞’，保护过很多弱势人群，这也是人所共知的。所以那时扑向极左烈焰的是张恺帆而非他人，也决非偶然。
应该说在‘无为事件’中，张恺帆的决然一跳，也决非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匹夫之勇，更不是在揣测圣意，做一次仕途上的豪赌。无为人和其他人，至今说到张恺帆和‘无为事件’，依然对恺公充满敬意，就是知道那时张恺帆，是明知‘无为放粮’是忤逆了一言九鼎的毛泽东，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方针背道而驰的。尽管现实是中央农业政策已完全失败了，但在专制社会里，地方官员决无可能改变中央决策，弄的不好不但改变不了现实，反而可能招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张恺帆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是知道这些规矩，有人称之为‘血酬定律’的。知道了为何还要逆‘龙鳞’而行？这或许是张恺帆和‘无为事件’，旧事重提原因之一。
迫使张恺帆奋力一搏的直接原因，是张恺帆面对无为饥民的苦苦哀求，和满乡戴孝的乡邻，尤其是因大批死人，乡人无力深埋，而处处散发出的尸臭。据《张恺帆回忆录》记载：“……我们进入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都向我下跪：张省长，救命！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麦而非米、面），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张省长，把自留地还给我们，我们也度度命。’我到石涧区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的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回忆录346页）面对家乡父老如此凄惨的现实，如果你是张恺帆，手中还有一点权力，只要你的良知，还未泯灭，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其实说什么‘张老k大闹无为’，全是批张时夸大之词。张恺帆出身农村，又是个务实之人，知道当务之急是什么。首先是解散人民公社食堂，把农民应分的口粮，发到农民手里；把非法‘平调’出去的房屋还给农民；把没收的自留地还给农民，抢种晚秋和胡萝卜等快熟农作物救命；把关闭的集贸市场重新开放，允许农民捉些小鱼小虾，活跃市场。就是著名的‘三还原’。条条都是活命政策，件件都在温暖农民的心。张恺帆两次在无为召开四级干部会，加速实行上述救命措施，也确实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使濒死的乡村，迅速恢复了生机，饿死人数快速减少，农民们有点像人一样活着了。‘张青天’的名字也被叫开了，那是众望所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