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因素的全面侵略
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的政治发展，使北京政权决定调整过往的香港政策。过往北京政权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刻板印象，以为只要赢得香港资产阶级的合作，就可以妥善管治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在1980年至1990年代透过统一战线策略让香港工商界权贵与亲中派结盟，期望如此就能够把权贵培育成1997年后的统治精英。他们最终选择让航运业钜头东方海外的老板董建华担任首位行政长官，并计划放手让信任的工商界权贵实行间接统治，而未有打算亲自介入香港日常的治理。
不过北京政权的如意算盘终究无法打得响。毕竟工商界权贵之所以与北京政权交好，主要还是出于各种利益的权衡：北京政权归根究柢是利用香港和中共国体制内的寻租空间，来换取权贵对中共国共产党的忠诚。可是随之而来的利益分配，却反倒使权贵无法形成团结的执政团队：他们反倒为争夺在中共国的利益，滥用与北京政权的友谊互相告状。北京政权亦对殖民地体制的运作有严重的误解：虽然工商界权贵曾在殖民地咨询体系内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偶尔能迫使香港政府迁就他们，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参与政治决策的经验。这些权贵的主要关怀始终是自己的生意，只会把咨询体系内的公职当成谋求私利的管道，未曾有过真正的执政意志：他们只会向政府提出各样的要求，把制定具体决策的功夫都交由公务员处理，然后否决那些对自身利益构成损害的政策提议。工商界权贵过往拥有的特权，都未有伴随相关的责任：如此他们既没有自行决策的能力、也没有顾全公共利益的意欲。
董建华为首的工商界权贵在1997年执掌政权后，香港的政商关系裙带主义盛行，使特区政权迅速陷入管治崩坏的局面。虽然董建华其后在2002年推动“高官问责制”，可是他并无法建立一个团结的管治团队，只好容让主要高官各自为政。特区政权的政策向来偏袒商界利益，却对普罗民众相当苛刻：他们不单剥夺民众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亦未有为民众提供纾解民生问题的公共服务。“高官问责制”同时使公务员失去过往的把关角色，使商界利益日趋横行霸道，而香港民众对“官商勾结”的不满亦随此与日俱增。由本地权贵主导的“高度自治”，最终令50万忍无可忍的香港民众在主权移交六周年当日向特区政权“赠庆”：在北京政权的眼中，容让本土权贵自行其是的“自治”已经沦为“社会动乱”的来源。
北京政权意识到间接管治成效不彰，就决定要在香港按照中共国那种“党政一把抓”的逻辑，以积极的干预政策推动香港的“二次回归”。他们采取典型的“从经促统”策略，先把香港纳入中共国经济体系之内，其后再顺着经济融合的大势推动香港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中共国化。
经济殖民与畸型的荣景
就在民怨在七一大游行前不断累积之际，北京政权已开始为其后的局势超前部署，在2003年6月29日与特区政权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CEPA）。这项协议取消香港与中共国之间的关税、并鼓励服务贸易自由化，容许香港的服务提供者到中共国自由经营。为鼓励跨境专业服务，该协议亦鼓励在维持专业水平的前提下，双方互认对方的专业资格。除此以外，CEPA亦支持中共国国营银行到香港开设分行，并以香港为国际资金外汇交易中心。北京政权与此同时亦开始推动俗称“自由行”的计划，让中共国民众不用随团就可以到香港旅游：“自由行”签证政策在东莞、中山和江门开始试行后，到2004年7月1日再开放予所有广东民众申请，其后又逐渐扩展到中共国其他地方。
香港经济在主权移交后长期不振，令CEPA这类自由贸易协定显得更具吸引力。香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名目GDP几乎一直陷入衰退：香港虽然曾在2000年取得4.0%的经济增长，这不过是科网股热潮带来的泡沫，2001年泡沫爆破后就遭打回原形。虽然考虑到物价等因素，香港的实质GDP在这几年仍算是有微弱的增长，可是这却反映香港经济正面临比衰退更严重的问题：香港在1999至2004年之间一直陷入通货收缩的状况。其中1999年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甚至来到负4.0%的历史低位。而香港失业率也在主权移交后急速攀升，到2003年更抵达7.9%的历史高位，而同年的就业不足率亦有3.5%。在主权移交和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间，香港曾出现多次企业裁员潮，减薪留职的情况也是司空见惯。需要支付房贷的中产阶级若失去收入，就会因房价下跌而陷入资不抵债的窘境，使他们多年的积蓄一笔勾销。
香港于主权移交后，不幸接连遭遇亚洲金融风暴和科网股爆破，使经济长期维持低迷。在中共国崛起的形势下，特区政权理应以政策推动香港的产业转型：可是特区政权却以“自由放任”为由选择向工商界权贵放权让利，而没有承担带动产业技术提升的积极责任。比如香港曾经有过设计积体电路的产业，并且早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他们曾经为摩托罗拉公司设计龙珠芯片（Motorola DragonBall），而这款芯片后来也成为Palm掌上电脑的处理器。可是由于特区政权无意推动扶持半导体产业的政策，最终香港无法与台湾和韩国这两个积极扶助半导体产业的国家竞争，使整个充满潜力的产业胎死腹中。“自由放任”的“无为而治”，最终沦为“无能为力”的方便借口，使香港的经济一直沉痾不起。
就在香港经济不断沉沦之际，中共国的经济却始终维持高速增长：在2000至2011年期间，中共国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8%以上，而在2003至2007年期间甚至一直高于10%。这样不论是特区政权还是一般民众，都期望可以透过区域经济融合振兴香港经济：这种想法亦符合当时流行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可是跨国经济融合若要修成正果，香港必须调整自身的经济体质，而发展优势产业、提升产业技术就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夫：若非如此，香港将无法保证自身在区域经济中的独特角色。可是特区政权和工商界权贵，却迷信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只想趁经济融合在中共国找到更多寻租的机会。这种短视的投机作风，最终酿成港中经济的不对称融合。香港无法在经济融合的过程中达成结构转型，使其经济角色变得相当被动：在2000年代后期，香港的经济极其倚赖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可是珠三角经济却有能力摆脱香港自立。此时香港大部分产业都无法与广东的企业竞争，能够在这种经济体系获利的，就只有金融业、服务业、以及寻租食利的地主和开发商。
在不对称融合的大势下，香港也成为全面去工业化的特殊案例。虽然去工业化是先进工业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普遍现象，可是这些国家把劳动密集的低增值工序移到海外时，仍然会掌握关键的生产技术和知识产权、并积极提升高增值产业的生产力。如此工业就业人口虽然仍然会不断减少，但工业生产的总值仍然能够不减反增。而香港的去工业化却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产出去工业化”：香港工业界只想运用党国体系的寻租空间，透过剥削廉价的劳动力牟取暴利。他们在技术研发方面则毫无作为，甚至把香港人发明的技术向中共国倾囊相授。如此香港的工业生产总值，就像工业就业人口那样烟消云散：虽然港中经济融合能带来庞大的账面收益，却使曾经辉煌的香港工业沦为可有可无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