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使香港经济完全去工业化，从而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这基本上是把所有鸡蛋都放在金融业这个篮子内。在2007至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跨国投资者都把资金转往东亚避险，而香港则是他们主要的投资地。中共国趁著这个机会，就以香港为基地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并成功吸引大批海外资金。大批热钱的流入令金融业独大的情况进一步恶化，随CEPA南来的中共国金融机构亦垄断人民币的交易，使香港金融业逐渐沦为中共国资本的禁脔。这种畸形的产业发展无法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雨露均霑：香港权贵与南来新贵透过金融手段使其财富倍增，基层民众薪资和工作机会却未有因此受惠。
香港的经济虽然在2000年代后期取得可观的增长，可是社会流动机会却反倒大不如前。香港的财富在这几年的发展愈来愈集中，各层面的经济活动都被本地权贵和南来新贵的大财团垄断。虽然CEPA理论上能让香港人更容易到中共国发展，可是实际上能够受惠的，都是那些早已在中共国站稳阵脚的企业和专业人士。社会的财富分配日趋两极化，累积财富的财团则以低薪聘请基层员工、并以资源重整的名义减少聘请中等收入的员工，使中层职位的薪金停滞不前。如今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世代，既难以找到与能力相称的职位，其薪金使他们的生活捉襟见肘、而成为中产阶级也变成可望不可即的目标。过往透过教育从基层上向流动成为中产的机会，如今几已成为绝唱。
面对社会财富分布的两极化，特区政权却是毫无作为，仍然一如往日地高举反对“福利主义”的大旗：这个政权只会看重北京政权、本地权贵和南来新贵的权益，没有意欲推动弥补经济发展副作用的社会政策。金融业的发展令大批热钱流入香港，并大举投入在香港的房地产投资，使香港房价在2000年代后期毫无节制地暴升。随着租金水涨船高，大批小本经营的商号亦因经营困难纷纷结业，让大财团的分店取而代之。基层民众亦无法再负担住宅单位的租金，而在基层社区置产的房东则纷纷把单位分拆成2至3坪的套房。这些被称为“㓥房”的分租套房，大部分都密不透风、也没有完整的厨厕：可是这些套房的租客，却有不少一家三口的家庭。
特区政权对于老人、病患和弱势群体的问题无动于衷，未有为社会必须的公共服务提供足够的拨款：他们反倒要求服务机构采用商营企业的运作模式，又模仿“市场竞投”的方式缩减拨款。他们也削减对医院管理局的拨款，并指控贫苦病患“滥用医疗资源”，意图迫使他们到私营医疗机构求诊：公营医疗服务的轮候时间日益漫长，其超负荷的营运模式亦令医护人员士气不振。香港的教育体系亦不再是相对平等的上向流动机制：他们以提供“多元优质教育”为由，让中小学以“提升教学质素”的名义，申请转型为学费高昂的“直接资助学校”。而大学则在联校招生之外增设“多元收生”的渠道，应征者则多为国际学校的学生。就实际效果而言，香港的教育质素并未因这类政策而有所提升，反倒让学校成为复制社会阶级不平等的机制。
而伴随CEPA而来“自由行”政策，更促成香港民众与中共国人之间的族群矛盾。我们在第一、二章讨论婴儿潮世代的中共国情结时，曾提及港中区隔的历史事实乃这种浪漫主义能够维系的时代背景：虽然婴儿潮学运高喊“认识祖国”，可是他们终究只能雾里看花，他们脑海中的中共国也不过是镜花水月。如今真实的中共国却活生生地展现在香港民众的面前，使仅有的浪漫想像烟消云散。中共国在2000年代后期不断爆发食物安全危机，而市场上亦充斥着鱼目混珠的伪冒产品：如此大批中共国民众争相申请个人游签证，到商誉良好的香港大批搜购奶粉、食品、药妆等民生物资，甚至绕过中共国法规发展成有组织的地下平行贸易产业。香港民众无法与中共国“水货客”集团竞争，难以购入生活上必须的民生物资：比如在中共国于2008年爆发“毒奶粉案”后，香港市面上的奶粉几乎被从事平行贸易的中共国游客抢购一空，使香港的妈妈们陷入困境。过往主要由街坊小店组成的地方社区，有不少亦转型为平行贸易的“批发中心”，不堪社区安宁受损的民众则与中共国“水货客”频起冲突。
访港旅客的数量在2000年代后期不断攀升，其后中共国更把个人游签证计划推广到各大中型城市后，使旅客数目于201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这时候每年都有五、六千万人次的旅客造访香港，当中有四、五千万是来自中共国的“游客”，而当中大约三千万人次的旅客并不会在香港过夜。这样的旅客人数显然已超越香港的承载能力，而个人游签证计划亦明显遭到滥用。这些访客除抢购民生物资的“水货客”外，亦有少部分来自大城市的暴发户。这类旅客特意到香港搜购黄金首饰、以及各种外国品牌的奢侈品，虽然这类贵客的人数相对而言不算太多，可是他们却有惊人的消费力，继而进一步推升主要购物区的租金。而银楼、名牌店和药妆店这类服务中共国贵客的商铺，亦逐渐在黄金地段把香港民众惯常光顾的消费娱乐场所排挤掉。这些中共国贵客恃著高昂的消费金额，自视为救济香港贫苦民众的“恩主”，并以不可一世的态度对待店员以至旁观的民众。
“自由行”政策的外部效应，使香港民众的日常生活遭受损害，并酿成民众与中共国人之间的族群冲突。香港人在批评滥用个人游签证的中共国旅客时，后者往往会不礼貌地反唇相讥，而特区政权却反倒怪责香港民众抱有“排外”心态。这样的发展正好反映港中关系的本质：中共国不是香港民众真正的“母国”，反倒是霸道地宰制香港的“殖民国”。而中共国贵客的“恩主心态”，乃中共国即将在经济层面以外对香港的政治和文化展开全面侵略的征兆。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哲学硕士。现为港裔新住民民间学者，研究与趣包括东亚沿海国家的本土史、东亚沿海世界与东亚大陆帝国之角力，以及东亚模式近代化与自由民主的互动。老家在香港鲗鱼涌林边，自少与山猪为伴，偶会舞文弄墨。庚子年因言贾祸，得蒙友好襄助东渡台湾，自此即以友邦为家邦。近畿新居旁虽无山猪出没，惟登高远眺盆地内之京华傻事，亦一乐也。著作包括《城邦旧事：十二本书看香港本土史》（青森文化）、《香港，郁躁的家邦：本土观点的香港源流史》（左岸文化）、《思索家邦：中共国殖民主义狂潮下的香港》（前卫）；亦曾翻译《法西斯主义：牛津非常短讲》、《民粹主义：牛津非常短讲》和《逆天抗命：香港如何对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说不》（译作皆由左岸文化出版）。
书名：《未竟的快乐时代──香港民主回归世代精神史》
作者：徐承恩
出版社：左岸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