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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内幕:邓小平立刻打电话给赵紫阳:“这个话说说可以,你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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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还跟统战部长阎明复讲过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并不是在干部问题上保持全体一致,如果全体一致根本没有选举的余地。民主党派也可以有自己党组的活动。这话马上就传到小平那里去了,小平立刻派人打电话给紫阳,并说,“这个话说说可以,你真做”?

BBC中文: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谈谈论“六四”,意义在哪里?

鲍彤: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六四”的影响始终存在,并没有过去。很多人说这是30年前的历史,但实际上这也是现实。30年前出现的大天安门事件现在没有了,但小天安门事件不断,群体的正常诉求受到来自政府、军队、警察的镇压,甚至逮捕、判刑。从维权的公民本人,到报道这些事件的记者,再到帮助这些公民维权打官司的律师,统统都在镇压之列。这些事情性质实际跟天安门一样,应该叫小天安门事件。过去发生在首都,现在发生在全国城乡,还没有结束。

第二是领导不准谈。这是历史上明明存在的,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但却是个禁区。根据这两个原因,大家便更加怀念,更认为需要多想一想。如果说“六四”已经过去了,那谁还会去想呢?就是因为它的影响现在仍然存在。

BBC中文:对于中国普通人来说,还需要知道“六四”吗?

鲍:知不知道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是以人民为主体,对六四进行反思,大家都来谈真相,大家都来谈教训。不是说哪一个领导做过哪一个决议,这不叫真相,也不叫教训。把这个问题摊开,就什么问题都没了。

到今天为止,大天安门事件在中国发生过一次,没有发生第二次,小天安门事件却不断。不涉及到自己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己很幸运,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痛苦。现在这个体制就是“六四制度”。“六四制度”就是人人必须服从,谁不服从谁就没有前途,谁服从谁就有可能向上爬。爬到一半如果发现站错了队,那就一个跟头栽下来。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没有选举,人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前途,必须巴结上面。

现在不仅民不聊生,实际上商也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商人今天可以发财,明天就可能破产。官也不聊生。有人说省委书记、县委书记中有5%都是腐败分子,那是因为还有95%没有人去揭发。这不是笑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稳定状态,人心惶惶。这样的情况在《1984》、《动物庄园》里讲故事可以哈哈一笑,但现实生活当中出现,便非常严重了。

我想,如果真的像当初紫阳讲的,我们着眼于社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便真要像邓小平讲的那样,“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句话反过来讲意义更深刻,就是“不让人讲话,天一定塌下来”。但问题是邓小平自己也没这样做。这个东西已经在那里至少七十年、将近一百年,已经根深蒂固,这样一个社会,你觉得是喜剧还是悲剧?

BBC中文:“六四”之后,中国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体现出的改革设想和蓝图已被全部推翻。作为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您如何看“六四”与中国政治改革的关系?邓小平在其中又起到什么作用?

鲍:六四以前中国有经济改革,也有政治改革,总体设想是中国未来在经济上应该是市场制度,政治上是民主制度。这些已经写进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

89年的事情如果按照十三大方针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协商解决,就不用动用军队了。如果这个问题成为共识,那我相信不仅是1989年当时学生的诉求能够解决,以后出现的其他的人民诉求,比如征地、盖房子、老兵请愿的问题,都可以按照这样解决。这非常可惜。

1989年,邓小平违反十三大的决定,没有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协商解决,而是调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跟市民。这样一来就在全国范围内立了一个规矩:遇到社会矛盾通过武力和镇压解决。这由此成为一种制度,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今后的影响是不得了的。

BBC中文:邓小平自己也表示支持政治改革,“六四”之后还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那么在您看来,政治改革还是嘎然而止,为什么呢?

鲍:这个问题可以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回答。邓小平后来接受陈云李先念的意见,把江泽民上海调来当总书记。他见到江泽民之后讲了一句话:过去我们党有个核心,叫毛泽东,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死了以后,核心是我邓小平,我说了算;我退下来以后,江泽民是核心,你什么时候说话说了算,我也就放心了。这说明,邓小平心目中的体制根本不是十三大决定提到的建立民主政治的起步,而是个人核心体制,是全党服从一个人的体制。

很多人认为邓小平是改变党的领导人终身制的功臣,但其实邓小平什么时候改变过共产党的终身制?邓小平确实讲过,干部要年轻化,不要终身制,但请问邓小平自己是不是终身制?邓小平自己离开中央政治局常委职位后仍然要求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

政治改革也确实是邓小平提出的。我认为当时邓小平确实想搞改革,他的终极思想是提高效率,后来讲的话也都是提高效率的话。紫阳提出来的是要长治久安,这中间就有一个要用什么模式实现改革的问题。紫阳套用的是邓小平自己在1980年8月讲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所以邓没法反对。但在1987年7月31日我们形成第一个基础性的政治改革的稿子后,紫阳告诉我,小平看了我们的稿子,讲了一句话:“我看可以,但是不要搞三权分立,影子也不能有”。听完我就在稿子上加了一句话,“我们绝不照搬三权分立”。小平看到这句话才放心。

但实际上不要三权分立,这话我到现在都不懂。三权怎有不分立的?难道国务院可以搞立法,人大常委可以管司法?这都不通。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你讲三权,不要忘了在中国还有一个权比三权更大,叫党权;只要有了党权,一切问题都解决,不讲党权,三权就会要分立了。

十三大报告里面提到,要改进党的领导。这是紫阳亲自提出来的,党的领导就是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就是党在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提供给立法机构和全国人民做出选择。中央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最重要的领导人只有四个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军委主席。对这四个人的任命要求共产党员全体一致,其他像副总理、部长,统统可以自由选举,共产党员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

紫阳还跟统战部长阎明复讲过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并不是在干部问题上保持全体一致,如果全体一致根本没有选举的余地。民主党派也可以有自己党组的活动。这话马上就传到小平那里去了,小平立刻派人打电话给紫阳,并说,“这个话说说可以,你真做”?

我想邓小平心里想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他曾多次讲过,三权分立扯皮、效率低,我们的制度办事快、决定快、不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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