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雇用妇女和儿童、而这些妇女和儿童在进厂工作之前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是个重复过几百遍的著名的老故事，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假话之一。那些在工厂工作的母亲们没米下锅；她们并非离开厨房进工厂，她们进工厂是因为她们没有厨房，或者有厨房但是没米下锅。儿童们也并非身处舒适的照料之下。他们在忍饥挨饿，在死去。
所有所谓的早期资本主义难以言表的恐怖都能够被一个统计数字驳倒：正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年头里，正是在1760到1830年被称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正是在那些年里，英国人口翻了一番，这意味着成千上万之前会死去的儿童活了下来并且长大成人。
无疑，从前的状况是非常令人不满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改善了这些状况。正是这些早期的工厂满足了工人的需求，直接满足或者通过出口产品并从其它国家进口粮食和原材料间接满足。
资本主义早期史学家们再三地——人们大概找不到更温和的词了——歪曲历史。他们讲述的一个传说很可能是杜撰的，其中有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个故事说，富兰克林参观英国的一家棉纺厂，厂主满怀骄傲地告诉他：“瞧！这些棉产品是给匈牙利生产的。”富兰克林环顾四周，看到工人们衣不蔽体，说道：“为什么您不也为您自己的工人生产？”
但是厂主说的那些出口其实意味着他的确为他的工人生产，因为英国必须进口所有原材料。英国和欧洲大陆都不产棉花。英国粮食短缺，必须从波兰、俄国和匈牙利进口粮食。这些出口是对英国人民生存所需的粮食进口的偿付。
那些时代的许多例子都表现出了对工人的绅士和贵族态度。我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著名的英国“济贫”制度。根据这个制度，英国政府支付所有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的工人他们的实际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额。这为地主贵族省了不少钱。贵族们支付传统的低农业工资，政府补足差额，这样使工人留在农村而不去城市工厂工作。
八十年后，资本主义从英国扩张到欧洲大陆后，地主贵族再次抗拒新的生产体系。在德国，普鲁士地主由于资本主义行业工资高而丧失了许多工人，他们发明了一个词：“逃离土地”——Landflucht。在德国议会里，人们讨论了如何制止这一邪恶，从地主贵族的立场看这的确是邪恶。
德意志帝国的著名总理俾斯麦王子在一次演说中说：“我在柏林遇见一位曾经在我的农庄干活的人，我问他，‘你为什么离开农庄？你为什么离开农村？为什么你现在住在柏林？’”据俾斯麦说，那人回答道：“农村没有柏林这么好的啤酒馆，你可以坐着喝酒听音乐。”这当然是从农庄主俾斯麦王子的立场叙述的故事。这不是所有那些雇工的看法。他们去工厂是因为工厂付给他们更高的工资，并将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储蓄是资本的源泉，它符合所有雇主和雇员的利益
今天，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基本生活相对来说只有不大的差别；两者都不匮乏吃穿住。但是在十八世纪和更早期，中产阶级人士和下层社会人士的差别是前者有鞋后者没有鞋。在今天的美国，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常常不过是凯迪拉克和雪佛莱的差别。雪佛莱可能是二手的，但基本上它的功能是一样的：车主能够驾驶它从一地到另一地。美国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自有的房屋和公寓里。
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对其高工资——的抨击来自这样一个错误的前提：工资不是由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人们支付的。经济学家和学习经济学理论的学生当然可以区别工人和消费者。
但事实是每个消费者都必然挣钱才能花，而绝大多数消费者恰恰正是在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工作的人。资本主义的工资水平不是发工资的人决定的，而是挣工资的人决定的。
电影明星的工资不是好莱坞电影公司支付的，是买电影票的人支付的。给拳击手开出天价奖金的不是组织拳击比赛的企业家，而是买票看比赛的人们。人们可以在经济学理论中区分雇主和雇员，但这个区分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在实际生活中，雇主和雇员最终是同一些人。
许多国家都有一些人认为，一个拖家带口的人与一个单身汉挣同样的工资是不对的。但是雇主不应对雇员家庭抚养人口的多少承担责任。
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你知道烤面包的人有六个孩子，你是否愿意出更多的钱买面包？诚实的人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原则上说我会出更多的钱，但事实上我更愿意买一个没有孩子的人烤的更便宜的面包。”
事实是，如果买主不出足够高的价钱给雇主，雇主付不起工人工资，他就无法继续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