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41可能的部署地点，这是中国火箭军现有库存中最新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可将最多3枚弹头发射到超过13000公里外的目标，可瞄准美国东海岸（source:"People’s Liberation Army Rocket Force Order of Battle2023"截图)
此外，报告提及，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DF-17)目前已在至少一支火箭军部队中服役，未来三年内肯定会在另外三个旅中服役。东风-17目前正处于被广泛部署到韩国周边地区和台湾海峡的进程之中。
火箭军在台海冲突中提供“核盾牌”
伊普勒斯对美国之音指出，在任何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中，火箭军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此前，解放军的远程火力能力都掌握在战略火箭军(SAC/PLARF)手中，但现在空军和海军都拥有常规导弹能力。
他表示，现在战略火箭军提供的独特角色有两个：首先，利用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摧毁或者使得台湾导弹防御设施无效，为解放军以更便宜的弹药摧毁台湾空军基地开辟道路；其次，保持东风-26的力量以威胁美国在更远距离的军事资产。
“在中美战争中，东风-26的任务将是摧毁东亚地区几乎所有主要美军基地和机场。美国及其盟友正在采取措施增加导弹防御基础设施。美国及其盟友还应加固其机场，以确保解放军不能使用集束弹药以几发射击就摧毁大量飞机。”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龙大卫认为，中国核扩张的战略和政治后果仍不明朗，但是有可能会鼓励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侵略。
“核建设可以作为‘核盾牌’(nuclear shield)发挥作用，在这个盾牌背后，中国将更有信心发动常规攻击。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如何看待核建设的政治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干预意愿，”他说，“然而，如果中国放松对其核力量长期存在的政治、操作和技术限制，可能会增加危机或冲突中核升级的风险。”
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的照片显示解放军东部战区火箭军在大规模绕台军演中进行远程导弹实弹演习。（2022年8月4日）
习近平会否颠覆中国核政策？
中国在核态势上宣称恪守“最低核威慑”(minimum deterrence)等原则，在核武器部署上侧重保持第二次打击能力，即核反击能力。但是，中国近年来大幅扩张部署的核力量似乎和其传统政策的公开声明格格不入。正如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宣称的那样，中国已从过去“精干有效”的核力量原则转向“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
“中国正在发展的基于预警发射的能力，再加上固体燃料导弹发射井，意味着他们可以在瞬间发动核攻击。”伊普勒斯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核力量最令人担忧的变化实际上并不是发射器数量的扩展，而是中国从对手已经完成对中国本土的攻击后才发射核导弹的“报复计划”(retaliation plan)，明显转变为“基于预警发射”(LOW)的核态势。
伊普勒斯警告说，这将提升美中之间从常规冲突升级为核大战的风险。比如，如果美国在常规战中攻击中国用于战略预警的雷达，可能会被误解为更大规模“限制损伤”（Damage Limitation）的核打击前奏。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赵通指出，中国传统上非常反对基于预警发射这种部署模式，因为历史上从冷战到冷战后发生过多次的预警系统产生虚警的状况，本来没有对方的导弹来袭，结果因为各种技术方面的原因发出了错误的警报。“如果基于错误的警报进行了核反击，那就平白无故地引发了一场核大战。”
尽管自1964年首次核试验后至今，中国政府仍然声称遵循“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但伊普勒斯认为，即使中国目前还没有计划更加挑衅性地利用其新建的核资产，但这些核资产已经存在，这使得中国未来可能最终转向更具侵略性的核态势变得更加容易。
据美国军事新闻网Warrior Maven报道，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endall)2021年表示，中国增加数百个新的陆基固定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举动相当于发展“首次打击”的能力。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助理教授龙大卫本月即将在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INSS)发布标题为《辨识中国核力量发展动因：模型、指标与数据》(Discerning the Drivers of China's Nuclear Force Development: Models, Indicators, and Data)的研究报告。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提供的草稿显示，2011年，中国估计拥有的核弹头不到180枚，其中不到40枚可以打到美国。目前，中国据信拥有约400枚核弹头，其中近200枚可以打到美国。
报告指出，过去的中共领导人认为核武器仅仅在威慑核打击、防止核讹诈和进行核反击方面是有用的，但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级官员对核武器和核战略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观点开始在权威的党和军队的文件中反映出来。
该报告得出结论，安全的二次打击(secure second-strike)、核保护伞(nuclear shield)和大国地位(Great Power status)这三种模型，与中国的核力量发展轨迹最为一致。这些模型预测中国可能会保持相对克制的操作姿态，包括适度的警戒状态、较低的发射权限委派水平，并继续坚持不首先使用的核武器政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资深访问学者黎楠告诉美国之音，未来中国的核政策会否发生根本性转变并废除“不首先使用”，相对于战略核武器威力比较低的战术核武器(tactic nuclear weapons)的部署将构成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他说，“因为战术核武器是基于另外一个假设，就是说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所以可以有限地使用核武器。这个是最关键的节点。中国是有动机发展首次打击的，就是在中国的常规军事建设之后，美国会用战术核武器对抗，那么中国怎么对抗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它也要发展（战术核武器）。”
黎楠2022年发表的《中国会放弃“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吗？》文章指出，中国军事规划者对“不首先使用”表示过不满，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在受到下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发动首次核打击，包括解放军常规部队无力保卫中国免受大规模外敌入侵，面临大规模外国军事干预维护国家统一战争的“巨大威胁”（暗示着台海冲突），以及三峡大坝等生死攸关的目标还有核武器、核基地遭到对手的常规攻击等等。
中国军车载着DF-17东风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参加中国国庆70周年典礼。（2019年10月1日）
卡内基国际和平及机会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赵通认为，中共领导人过去并未寄希望于用核武器来威慑对方的常规军事威胁，但鉴于现任领导人已经放开态度并且不再强调这些限制，未来中国的战略学者会更加深入的考虑怎么去灵活的运用中国的核武器，比如让核武器在核和非核军事领域，包括在国际政治领域实现大国战略平衡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他分析说，中国这一轮的核扩张主要是由最高层的政治领导人推动，背后的政治逻辑是认为中国需要尽快向美国展示更强大的战略力量，从而迫使美国放弃对中国进行战略压制的冲动、接受中国已经崛起的现实并与之和平共处。
“这就是最不可预测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一个大体的政治思路。他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军事层面的战术指标，究竟中国要发展到多大规模的核武器才能实现这种目标、中国需要什么样具体的核作战方案，包括低当量的核弹头究竟会不会起有效的必要的作用，我觉得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特别深刻的认知。”他说，中共军方、国防工业体系在国内缺乏严格的制衡机制，没有媒体、学者对中国准备发展何种核能力和部署模式进行有效的监督。
赵通担心，中国的上层政治逻辑决定军事发展的现状，很有可能激化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感知，考虑到中国埋头发展核武的同时又不提供相应的透明度，包括到迄今为止中共官方依然否认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核力量扩张，也拒绝提供关于扩张原因、最终目标和数量规划方面的基本解释。
“在美国看来，这完全是一个上不封顶的过程，它觉得中国有可能真的将来甚至有可能不光是要达到和美国同样的核力量水平，甚至要超越美国。我不认为这个反映了中国当前的决策者和专家群体的主流认知，但是它对于中美关系的威胁感知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对于中美关系的整体敌对情绪的滋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