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和世界》导论：洗脑和中共——研究的新突破和新开端

除了对洗脑的理论和观念的澄清，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便是具体地联系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来形象地阐释洗脑在极权统治中的作用。论及中共的洗脑，一般的读者会联想到它们都发生在中共在全中国执政以后。但原上海财经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共党史研究专家裴毅然在他的论文〈从“洗礼”到“洗脑”——延安整风的历史定位〉里揭露：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并不是对来参加抗日的数万知识青年的革命洗礼，而是一场残酷的洗脑运动。这甚至在当时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日记中就已经用“洗脑”来进行描述了。具体到分析为什么中共在其执政后的思想改造运动能够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如朱光潜、冯友兰、萧乾、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等—能获得如此的成功，一般的研究都认为是江山易代，山河变色给他们带来的“不理解而信从”的外在的历史压力。与此不同的是：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荣休教授宋永毅的论文〈为什么“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洗脑能够成功？〉还揭示了他们在改朝换代之际主动向中共乃至毛泽东本人输诚效忠，企图走“由士而仕”的追逐传统功名道路的潜意识。在中共的所谓“土地改革”中，这些知识分子又积极参与“斗地主”，成为共产大军中的迫害者群体的成员，交出了参加共产革命的“投名状”。而在土改中流行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民的盲目崇拜，其实质是中共以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愚昧来治国治民，刻意制造知识分子农民化和非知识化的异化过程。最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来自外在的强制便会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和“检讨”转化为他们内心的自觉。这还不仅仅使他们的道德急速蜕化，还使他们最终或成为当权者的疯狂的帮凶，或成为政治运动中麻木的帮闲。如果说宋文从中国知识分子内因的角度分析了他们缺乏抵抗中共的思想体系，那么纽约佩斯大学李榭熙、周翠珊博士的论文〈毛泽东治下对基督教的洗脑〉却提供了另一幅颇具暖色的历史图景。中共在1950年代推行的“三自爱国运动”，但是已在中国生根的基督教组织及领袖们进行了不屈的抵抗。他们为了保全对信仰体系的忠贞和维护个人独立自主的精神世界，尽力使教会群体在政治无孔不入的现实中依然反照纯洁无瑕的团体生命。他们中后来还出现了不少林昭、倪柝声那样的反抗思想改造而至死不渝的英雄。论及中共用洗脑来达到社会控制的政治运动，人们比较熟悉的恐怕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私批修”和“接受再教育”运动等。对于发生在1958年初到1959年中的“向党交心”运动，恐怕知之者不会太多。作为物理学博士，却又是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的丁抒教授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他的论文揭示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全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又一场新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其要害是强制上述人士向中共坦白出他们在反右斗争里没有做或没有说的“与党不一致”的思想，达到对其“诛心”的目的。这次运动发动时，虽然中共信誓旦旦地郑重承诺：“对于自动交出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不按右派分子处理。”但最后这场“交心运动”还是成了大规模的“反右补课”，把至少十多万坦诚却幼稚的“向党交心者”打成了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