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的“洗脑”（Brainwashing）一词，在中文中又被称为再教育（reeducation）、强行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等等[i]。有关“洗脑”的奠基性的经典著作，几乎都和中共的思想改造密切相关[ii]。由此，中共毫无疑问有着关于“洗脑”的专利权。然而，自爱德华·亨特第一次在他的开拓性的著作中使用洗脑理论以来，西方学者很少使用这一理论来分析中共的历史和政治运动。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哈佛著名学者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在他三卷本的研究文革的权威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iii]中就从来没有运用过“洗脑”的理论。而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无处无时都充斥着对中国民众的“洗脑”实践。这不能不说是当下西方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一大缺憾。
这一空白在最近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个名为《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的学术研讨会打破了。该会于2023年5月29日至6月1日，由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劳改研究基金会、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加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计有二十多位学者专家参加。
这次会议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它从理论的源起和研究回顾上确立了洗脑理论作为研究极权政治的重要工具的地位。美国宾州约克学院的周泽浩博士的论文题名为〈爱德华·亨特与洗脑的起源〉[iv]。他介绍了这位阅历广泛富于传奇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如何以他在1950年首次在报纸上提及“洗脑”这一新词和他在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洗脑：对人的思想的有计划破坏》一书[v]中首次使用了“洗脑”一词，并以把这个概念介绍给大众而闻名于世。周泽浩指出：亨特的特殊贡献论证了“洗脑”这个词“来自中国人民的痛苦。他们承受着微妙和粗暴的精神和身体压力和折磨并因此发现了一种模式并称之为洗脑……亨特显然觉得他负有强烈和特别的使命感要把一个他所熟知的而大众却毫无知晓而极权政府又竭力想掩盖的一个真相揭露出来”。简言之，亨特的独特点是他建立了这种洗脑手段和共产主义红色政权的直接关系。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的论文题为〈洗脑理论研究：肇始、流变和新视野〉。他以五十多本洗脑经典著作的回顾研究、总结了洗脑及其研究在近百年的演变，归纳出三种不同的模式：1）古典洗脑；2）现代洗脑，和3）二十一世纪高科技下的洗脑。作为全球最大的极权体的中共正试图向外输出它的高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洗脑全世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陈奎德博士，以〈洗脑：一个思想史的追踪〉为题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的视角讨论洗脑的精神渊源。他指出，“洗脑”一词起源于共产中国。然而“洗脑”的精神和思想渊源却可以追溯更远。除马克思之外，他主要梳理了德国哲学家尼采，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唯权主义”对洗脑的思想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陈文中对当今社会中泛滥的“泛洗脑主义”的现象发出了警讯，即“洗脑无是非，所有人和群体都在洗脑和被洗脑。洗脑与人类社会一直就存在的‘教育、传播和宣传’这些行业行为并没有根本区别。”他认为：“和宣传不同，洗脑具有垄断性、强制性、长期性和不对称性，即组织被游说者解除对立的信息，也就是封锁信息。封闭社会是洗脑的必要条件和核心要素。社会是否存在公开的反对意见，则是洗脑与否的判别标准。”在许多学者的论文中，对此也提出了思考缜密的见解。如夏明教授补充说：“‘洗脑’和‘教育’‘说服’‘灌输’尽管都是试图改变人们观念看法的行为，但它们在使用强制手段上存在量的差异，在是否服务于受众的利益上存在着质的差异”，这里的关键区别是：受害者没有选择退出的自由。“洗脑不同于宗教转宗。教会传教士会不断招募新的信徒，但也有老的信徒不断流失退出。邪教组织与正常宗教不同，从信徒层面来看，个人一旦接受洗脑，可能丧失自由意志，也就失去了自由选择；但在民主国家里，家人和同事朋友还有自由与警方、新闻媒体或社会福利机构联系，进行救助。从家庭和社会层面来看，脱离洗脑的黑手控制还是有可能。但在一个极权国家，除去合法和非法的移民（机率甚小），居民没有迁徙自由和退出自由。”对思想改造有系统研究的民运理论家胡平在他的论文〈从思想改造到“不准妄议”〉中指出：“严格的思想控制应该包括两个必要条件。1、控制者要能够控制不同思想和信息的传播。2、控制者要对不接受控制的人施加暴力惩罚。按照这种严格的定义，我们就可以把洗脑和一般的政治宣传、商业广告、宗教修行、社交媒体以及诸如此类区别开来。”加州圣玛丽学院的徐贲教授也在他的〈当今中国后真相社会的专家宣传和洗脑〉指出：“宣传和洗脑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却是紧紧地联系在一切，难解难分。宣传原本并没有贬义，是散播信息，广而告之，通常是为了争取对自己的好感。在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你对我宣传，我也可以对你宣传，不允许所谓的‘强制性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但在一个专制国家里，政府宣传的目的是强制性说服，而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时候，就会成为企图改变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洗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