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反证中共洗脑的历史性，这次会议的论文还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挑战性。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的极权制度和其洗脑操作，不仅有延续还有新发展。加州克莱蒙学院讲座教授裴敏欣的论文〈中国监控体系的现状和历史衍变〉以其严谨查证，揭示了习近平时代就公安干警的人数到达了200万（不含武警）。就预算而言，比毛时代涨了足足24倍！而中国公安系统的“特情”和“耳目”至少扩充到了100万。澳门大学教授郝志东的论文题名为〈1949年以后中小学教科书洗脑内容、方式与功能简析〉。一方面，他揭示了70年以来中共的教科书的内容一直向中共的政策认同。另一方面，他又指出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强调“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和党的领导被强调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尤其是表现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上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吹捧毛主席是“大救星”，习总书记是“定盘星”等等。美国华忆出版社主编乔晞华博士的论文〈洗脑、宣传和电影——以传播学和文本挖掘视角析〉从电影的视角对近年来中共的大外宣电影《长津湖》《战狼2》等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仅从互联网和影视剧看，中国现在无疑是最有血性的时代。不少人一开口就是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安危与世界的格局。网络上总是热血沸腾，今天灭日本，明天干美帝。但一触碰到现实，一走出电影院，一离开互联网，面对眼前的社会，中国人就怂了。这是极度的精神分裂，这种分裂不仅是导演和整个制作团队的问题，也是中国国民现状的一种反映。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其实是民族主义的心态。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陷于一种民族自卑。如果是一个非常自信的民族，它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强调自己牛逼。越是强调自己牛逼的，都是内心非常深刻的无法摆脱的自卑。
关于习近平洗脑的新发展，在中国大陆内外广受欢迎的启蒙作家和自由思想者徐贲教授还指出：与毛泽东时代一切听从“最高指示”的命令式宣传相比，后毛时代的官方宣传明显地加强了对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宣传。今天的政治宣传更是已经从毛时代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初级形态，变化和发展成为由专家、教授为主打的政策、制度和政治文化宣传。这是极权主义宣传的一种更高级形态：“专家宣传”——包括他们发挥的智囊、智库、谋士、顾问、教授、学者、网络大V等“正能量”角色功能。他们除了在最高层打造出各种“划时代”的执政合法性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之外，更多地是在驭民政策和专制文化方面贡献“专家见解”和“专业知识”，对公众施展诱导、说服和蒙骗的影响作用。与上述横向的截面研究不同，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教授在他的论文〈从洗脑到认知战：试析中共的宣传大战略〉中采取了在长阶段历史（the longue durée）上着眼宏观制度研究的视角，把中共在不同时代所形成的宣传大战略分别概括为：毛时代的洗脑、后毛时代的精致宣传和习近平时代的认知战。但是这三个阶段也有着始终如一的特点，即灌、骗、战，是中共宣传大战略的必备因素，从洗脑到认知战莫不如此；只是，毛式洗脑重在灌，后毛精致宣传重在骗，习近平的认知战重在战。以多元反抗“灌”，以真实反抗“骗”，以独立自由反抗“战”，方能破解中共政权对我们大脑的改造、控制和摧毁。只有当这样的破解奏效时，中国人才能恢复为大脑功能正常的人，中国才有希望。
历史的发展总是变幻莫测。曾几何时，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在痛定思痛中亦有所改观。不幸的是：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政策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复辟回潮。中共在对中国社会大规模的“洗脑”中使用的工具，不仅有原教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有疯狂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不幸的回潮不仅发生毛后的中国，还具有当代性和世界性的。2022年2月由普京发动的俄国侵乌战争中，竟然出现了俄民众中有80%以上支持侵略战争的现象。即使在民主世界的美国，导致企图推翻合法选举结果和民主政府的阴谋论和民粹主义思潮至今还很有市场。在这些非理性的政治运动的背后，我们也不难发现或由政府、或由宗教、政党进行的“洗脑”的痕迹。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也尽力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