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尤其是在上海，就只剩下外资企业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南京条约》签订以来，它们就一直在上海经营。该条约将上海从一个人口约25万、地处长江三角洲以南、但不是科举中心（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源泉）的中等城市，变成了一个规模庞大、充满活力的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1949年5月中共接管上海以及10月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个月里，许多外企感到有机会与新政府合作。事实上，中共已经要求天津和上海的外商留下来，他们也这样做了。中共还向新近流亡香港的工商业者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回国，这也助长了这种温和的乐观情绪。
但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专制体制对这种希望是致命的打击。对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层来说，外国资本家与国内资本家不同，是双重剥削者。受制于资本家的无产阶级被认为只能靠维持生计的工资工作（尽管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在这些公司工作，因为工资远高于他们从中国雇主那里得到的工资），而且正如中共所看到的那样由此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被返回海外，使中国人一无所获。接管外国生产资料的运动从一开始就依靠恐吓，而不是毛主义的甜言蜜语，而且随着运动的进行，恐吓的程度也随之增加。1945年之后，许多外资企业再次变得相当有利可图，但这也无济于事。
此外，针对外国公司的行动主要是在毛泽东于1950年10月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和军事支持承诺后决定参加朝鲜战争之后进行的。美国和英国政府很快开始扣押中国的有潜在军事用途的资产，特别是在香港。由于中国参战，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了抵制，尽管（与朝鲜不同）不是封锁。
在此期间，外国公司首先面临1950年实施的与国内公司相同的规则——最突出的是工资和价格管制以及中共官员介入公司管理。但另一项限制仅影响外国业主，他们现在需要获得出境签证才能离开中国。从技术上讲，他们的公司并没有被没收，但对于所有财务问题，他们很快就被要求只与新的国家银行机构合作，这与中共对大多数公司决策的控制相结合，使它们事实上成为中共的财产。反资本主义的“五反”运动之后，到了1952年中期，原本打算留下来的外国公司开始计划撤离中国。
学者们将这一时期称为“人质资本主义”，而且情况变得更糟。英国政府于1952年4月开始进行外交磋商，但中共将英国公司的存在视为非法剥削，因此毫不妥协。中共认为让外国商人接受当地业主所承受的斗争会在外交上过于危险，但仍然向他们收取“清算费”，而他们的经理在仍然工作的同时，除了被禁止出境还经常受到软禁。与此同时，中共官员对外国公司实行了漫长的法律程序，在讨论公司关闭之前，中共必须在内部讨论它们是否有资格关闭。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公司本身没有发言权的情况下完成的。
到1953年1月，外国公司的目标变成了以尽可能低的代价退出。此外，中共的规定意味着他们的许多业务都在亏损，为了维持生存，母公司必须向其中国子公司汇款。到1954年，母公司决定停止这样做，因为其中大部分只是被中共没收了。但强制向中共交“费”（某种意义上的保护费）的行为仍在继续。当毛泽东（同样具有勒索性）接受接管国内企业的提议时，大多数外国公司已同意将公司以及任何基础设施或其他资产转让给中共，同时支付大量清算费用。许多外国公司拥有的公司被认为是非法的，因此要对其价值进行大幅折扣计算，因为它们在某些时候曾与日本或国民党实体纠缠在一起。中国政府有时也要求转让技术知识。任何早期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友好合作的承诺，此时早已被证明是不算数的。强制出售在1954年夏天基本完成，大部分剩余的外国雇员被释放并被允许离开，尽管最后剩下的一家纺织公司Patons and Baldwins直到1957年才被允许退出。
中共现在也向外国公司做出了类似的承诺——在中国创造和保持利润的机会、保护知识产权、商业法律的正常化等等。但这样的甜言蜜语以前也听过。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就像在1949年代一样，商人，尤其是外国商人，应该意识到事情可能会很快发生变化，只因为过去他们已经发生过变化。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西方商人再次被视为对中共权力的威胁，因此在他看来最终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以史为鉴，如果事态继续恶化，外国人的企业甚至个人自由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当考虑他们在中国的存在时，高管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存在并不是在让自己以及他们的中国客户、投资者和员工过得更好。他们的存在只是出于中共暂时的允许以及充当中共的棋子。
埃文·奥斯本(Evan Osborne)是莱特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着有《合理简单的经济学：世界为何如此运作》(2013年)和《反企业运动的兴起：企业和讨厌他们的人》(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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