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van Osborne
译者：Fred
中国政府最近大幅加强了对此前受欢迎的外企的审查。《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了执法部门对多家西方公司员工的讯问，以及日本商人西山宽在中国停留的最后一天失踪，并涉嫌中国的刑事处罚。当外企考虑新政策的影响时，考虑一下先前的仇外思潮可能会有所帮助，因为曾经的情况可以告诉我们即将可能发生什么。以下叙述基于多个来源：历史学家张戎的证词，张戎是中国共产党掌权后第一批获准出国留学的中国人之一；许志强，1949年前被父亲送去美国留学，中共胜利后回国建设新中国的人；以及托马斯·N·汤普森(Thomas N. Thompson)1979年的记述，《中国对外企的国有化：人质资本主义的政治，1949-57》。
当前的这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让人回想起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利后发起的一场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满洲之前，自1842年强制开放以来，在国内外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进行了大幅社会转型。虽然1842年之后的上海对一些人来说因恶习、犯罪和腐败而闻名，但几十年来，它也吸引了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大量移民，他们常常在前所未有的自由环境中取得巨大成功，重塑了中国的经商方式，并且他们不仅将中国元素融入西方商业模式，还影响了小说和电影等西方文化形式。（他们的后代现在常常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感到自豪，因为自1949年以来，上海是一个很难获得中共居住许可的城市。）虽然1842年之后，上海像许多其他中国城市一样，中国对其没有主权，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领土被日本占领），同盟国政府将其归还给中国，以示团结。
1949年后，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内战期间恶化了的报复心理的共同推动下，寻求重塑经济。20世纪50年代初的农业集体化尤其暴力，中共官员先是在全国全国范围内对被指控的地主和“右派”进行残酷的、看似随意的报复运动（1950年的土改并不涉及“右派”——译者注）。特别是在1949年至1953年的反地主运动中，农民最初获得了从地主手中夺取的土地（尽管双方有时秘密同意恢复旧的土地关系）。最终，农民分几步被转移到由中共更直接控制的更大农场，直到形成了大型公社，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末的灾难性饥荒。
在城市中，私营企业的收购较为温和。日本投降后战败的国民党夺取了许多日本企业，胜利的中共政府很快又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所有的私立学校、大学和所有报纸。但一些中国私营企业被归类为“民族资本家”，这些业主在内战期间至少不支持国民党，有时还支持政权更迭。这一群体中另一些突出的人物是在1949年之前的混乱岁月中逃离的企业主，他们只是在中共胜利后才返回帮助重建国家。
理论上，给予民族资本家的任务是在过渡到共产主义期间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可悲的是，那些留在公司的民族资本家中，许多人很快就被迫经历了臭名昭著的“批斗会”，那些被视为被“资本家”剥削的人揭发批判他们，目的是让他们承认自己的阶级罪恶。（一些“资本家”与许多其他受害者一起被送往劳改场所。）在此背景下，中共当局宣布将资本家列为1951年后半年的“三反”以及1952年初的“五反”的目标。此外，虽然共产党一度允许一些人保留其企业的名义所有权，但是，他们可以向现在完全是国有买家收取的价格、他们必须支付的工资以及他们不得不在管理和其他方面雇用的中共官员的数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这因素加起来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悲惨；据估计，在国有化进程完成之前，仅上海就有数百人自杀。
1955年的下半年，工商业改造突然完成。几年来，在针对工商业主的全国性运动中，中共对企业的控制不断增强，这打破了他们的意志。上海剩下的中国工商界领袖被召集与毛泽东本人会面。尽管从2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恐怖，但近距离接触毛泽东仍然具有巨大的魅力。因此，他询问聚集在一起的工商人士是否希望通过让国家当场接管他们的企业来加速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绝大多数人都说愿意。于是经过几天的庆祝游行，这个曾经伟大的工商业策源地在几天之内就完成了任务，就像全国各地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