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将杀人合法化。这是夺取政权后的发展，制定各种严刑峻法，用毫无公正可言的司法形式，判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刑。前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一九五六年曾证实过这种司法的“惨无人道”。这对一个革命成功后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国家而言，是不可宽恕的罪行。
三是杀人的神圣化。如果前两阶段在苏联都出现过，那么这个杀人万岁的阶段，纯属毛的独创──这就是毛晚年发动的文革。文革以那样上亿人的政治疯狂，以阶级斗争打倒“封资修”为名，实行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令千百万天真的青少年成为打手凶手，致人于死地而后快。造成无数人自杀，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发生道县大屠杀那样灭户灭村令人发指的事件。毛已经把杀人变成了全民性的狂欢，令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变成一群嗜血的野兽。毛也在这场吃人的飨宴之后死去。
北京学者赞美毛的杀人政治学
当中华民族经过毛数十年血的蹂躏之后，毛的继承者们惊于共产党罪孽深重，他们给苏醒的国人以种种物质的贿赂，以期新的一代又一代忘却那些血腥的往事，改写历史，作新时代的洗脑。同时禁制言论，没有人敢于或有机会清算毛的罪恶。他们甚至也不敢再为革命暴力作理论上的阐述。
然而，最近一位大学教授萧延中，百无聊赖，竟作起文章，还上电视讲台为毛的杀人历史巧言辩护。搬出西方学者的什么理论，给毛作心理分析。通观他的那篇一万四千字的“试论毛泽东”革命牺牲“的政治学”，透过晦涩玄奥的学术词令，把毛号召人民作无私的牺牲，美化为“革命的永生”。本栏“一个观众”的文章已有清晰的剖析。萧援引的那位研究“暴力与幸存者”的美国教授罗伯特利夫顿，对中国革命与现实的了解，不过是搜罗毛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关于为革命不怕牺牲的若干讲话，便煞有介事地构建学说，称毛把死亡与牺牲内在联结之后，对死亡的焦虑便“转化成为深沉的动力，升华为崇高的道德。”毛“这位征服死亡的英雄已成为中国永世长存的象征。“还说，毛的生涯不断和死亡较量，”成功地改善了自己民族的境遇。“
萧延中赞扬毛反复说：“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是反映毛革命和辩证法的彻底性。他的结论是：毛成功地把对死亡的恐惧转变为傲视死亡，而成为战无不胜的全能的领路人。毛的生死辩证法，已使生物性死亡被“符号性死亡”所替代，革命牺牲已被陶冶结晶成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学。他甚至断言，毛这种政治学逻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仍发挥着非同小可的持续功能。”
如果说，那些洋教授食中不化，还可作为笑料一粲，那么，这位人民大学五十二岁的政治系副教授，就只有令人不齿。他应该去问问他的那些幸存的亲友，“革命”名下的死者，是不是一堆神圣的符号，而不是鲜活的生灵？
在欲海中浮沉自甘腐蚀的今日中国士人，也许不必苛求他们。但必须指出在评毛论坛上，无论华洋与雅俗，根本分歧乃是价值观的分歧。
究竟是人，人的生存，人的尊严高于一切，还是所谓革命，理想，国家高于一切？在认同前者的当代普世价值中，人权是高于一切的。然而，在共产党的哲学中却是颠倒的，在中国封建伦理的传统中也是颠倒的。毛正是这两种颠倒的集大成者。萧延中和利夫顿只引用毛借以取得政权之前的豪言壮语，为什么不面对一九四九年后的大量死亡？
毛泽东顽固地反世界潮流而动
应该补充的正是，毛的大规模杀人是发生在国际共产运动开始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后。这一点，具有特别的警示意义。
众所周知，中共革命并取得大陆上的胜利，很大程度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援助扶植的结果。包括复制红色恐怖暴力专政在内。但是，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后，苏共立即卷起修正潮，并在一九五六年的二十大公开揭露与批判斯大林，在一系列的政策与理论的突破中，最震撼人心的批判，就是斯大林的滥杀无辜。引起东西方一致的共鸣与愤慨。
苏联历史学者，作家从国安资料中，惊人地发现，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大清洗中，至少五十万人被处决，莫斯科有时一天就枪毙上千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被害人数，估计达一千五百万;斯大林死时，仍有一千二百万人关在劳改营。这种政治恐怖，大大超过欧洲历史上的记录，西班牙最残酷的宗教裁判所，只烧死一万人，法国革命雅各布宾专政，上断头台的只有一万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纪一百年处死政治犯也只有几十人。斯大林杀掉的包括党政军的大量高干，包括中央委员，元帅和数百名将校军官...
这些确实的情报，毛和中共高层绝对知悉，我曾在中共官方有关八大的材料中，看到毛等人亦表示对苏共二十大的肯定，他们公开也承认斯大林有“错误”，但是毛内心的真实，他那反人类的冷酷心理，是后来才为人知：他根本反对否定斯大林，说俄国人把两把刀子（列宁，斯大林）丢掉了一把（斯大林），另一把也快丢了。何谓刀子？杀人工具也。毛欣赏的是列宁斯大林的杀人本领。
可见毛留恋的迷信的仍然是几十年前占山为王，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因此，口出好战狂言（世界大战死一半人口，换来一个新世界），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无动于心。亲自发动一个又一个运动，“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斗斗！杀杀杀！血流成河，哀鸿遍野──便都在他的内心逻辑之中，人民的死亡成全他崇高的“道德境界”。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毛就自我塑造了一副绝不仁道，视百姓为草芥的千古暴君形象。
在党内，和刘少奇的分歧，实质上仍然是关乎死人问题。人为的错误导致三千万人死亡，使刘少奇良心发现，形成高层冲突，七千人大会，而后文革，千百万人头落地。
在我看来，无论学者专家，还是学生市民，只要面对那血淋淋的历史，面对二十世纪的也是人类空前的践踏人权的记录，批毛，已不再具有学术上的需要，而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追查如山的血案，对杀人元凶进行公开的缺席审判，然后，在天安门广场竖立一个受难者纪念碑。
中国的民主化，如果无法越过这个障碍，彻底清算毛的罪行，及其留给继承人的杀人基因，那么在必将到来的共产大厦倒塌的一天，难免还会有一场大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