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2019年旧文。]
《管子·乘马》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而雄安新区却选在了“冀中凹陷”，是华北平原最低洼的地方，违背了老祖宗的教导。这就是雄安新区发展缓慢而且未来也不可能有大发展的根本原因。要保证雄安新区100平方公里乃至2000平方公里的城市用地不被洪水淹没，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雄安新区的雄伟计划，人类毕竟要遵守自然法则，中国人必须尊重真正的传统文化。
一、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决定指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同时也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规划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因而取名雄安新区。雄安新区位于北京南部一百余公里处，紧靠华北平原最大的湖泊——白洋淀。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按照中国城市规划的一般设置，一平方公里建成区的人口为一万人计算，起步区人口为一百万，中期发展的人口为两百万，远期发展的人口为一千万。据说设立雄安新区的目的是：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
其实设立雄安新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国土规划上的什么战略布局或者空间结构的调整和改善，而是完全出自政治目的。邓小平重新上台后，接受他人建议，提出要建设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较为成功的是背靠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之后邓小平又提出了要建设上海浦东新区，但在规划时遗忘了浦东原本对太湖担负的泄洪功能，酿成了1991年太湖洪水大灾害，淹了中国的钱袋子。现在把深圳特区的功劳归于中共第二代领导邓小平，把浦东新区的成绩算在中共第三代领导江泽民头上。中共第四代领导胡锦涛搞了一个天津滨海新区，现在基本上是个烂尾工程。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的习近平当然也朝思暮想地要搞一个新区，一个不同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新区，一个高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新区，显示其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
二、雄安新区的构思出于何人之手？
有人说，雄安新区的构思出于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主要有两个依据。第一个依据是中央电视台报导习近平2017年2月23日考察雄安新区时的一段电视画面。站在习近平右后方的是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站在习近平左后方的是一位戴着墨镜和鸭舌帽的“神秘人士”。这位“神秘人士”就是徐匡迪，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第二个依据是，徐匡迪第一个出来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雄安新区的构思。2017年6月6日由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主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大会在北京举行，徐匡迪介绍了雄安新区的选址、城市功能、城市发展规模和城市特色。关于雄安新区的选址，徐匡迪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是山川地势；
第二是中轴线和对称；
第三是河湖水系。
图片来源：新唐人电视台：雄安设计师罕见自曝选址秘密：源自传统风水理论。
徐匡迪解释说，雄安新区的选址，“这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城市建设的‘山川定位’立轴线的哲学思想。”“按照中国传统南北轴线理论来看，北京城市中轴线南延下来正好是霸州，但因为霸州地质情况不是很好，不适合建新城。经在附近寻找，最后在5个选址中敲定雄县、容城、安新三个区域联合起来叫‘雄安新区’”。徐匡迪拿北京城举例说明，“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历史比北京城还要早五百年，雄安新区正好位于潭柘寺这条千年南北轴线正下方，而潭柘寺又和通州城市副中心以北京中轴线成对称布局。“将城市营建纳入山水体系，山、水、城综合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这个地方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低，发展空间充裕，如同一张白纸，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但是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其撰写的《Dealing with China: 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中文译名：《与中国打交道——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的二十年内幕观察》，英文版2015年出版，中译本2017年出版）一书中里透露，雄安新区是习近平个人的设想。与徐匡迪没有关系。书中记载：习近平在2014年7月告诉保尔森：（雄安新区）“这是我个人的设想。”港媒曾爆料，北京当局布局的千年大计选择〝雄安〞是有原因的，有人解释说，“雄安新区”主要由三个镇（指平王乡、大王镇、雄州镇）来组成，这些镇的名字的寓意就是“平王做了大王要雄霸天下”。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本身就是违反了中国宪法，因为宪法第62条提到中国人大行使的职权就是决定特区的设立和制作。可是2017年4月1日之前刚结束的全国人大中，没有人提出雄安新区的讨论和对此进行表决，当时的人大代表对雄安新区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还不如一个美国人）。现在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把雄安新区的说法提出来了，置人大代表、法律宪法不顾，可见是习近平的个人意志，是为了他的面子工程。就这点而言，这比当年的三峡工程还要恶劣，毕竟三峡工程经历了“专家的论证和讨论”。
据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决定公布之前，中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决策，知道雄安新区这个名字。可见雄安新区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投机，炒高雄安新区的房地产价格，给未来的发展制造不必要的困难。但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公布之后，人们发现神秘的投机者早已下手了。如果不是中共最高层的其他领导人走漏了这个消息，那么泄密的这个人就是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他的书在2015年公开出版发行，泄露了中国的最高机密。而向国外势力泄露国家最高机密的就是习近平本人。
笔者以为，保尔森先生的说法比较可靠，雄安新区是习近平个人的设想，而不是徐匡迪的主意。因为徐匡迪关于雄安新区选址的三个理由，都是似是而非。任何一个经过国土规划或者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都不会挑选雄安新区作为未来一个百万人口甚至千万人口城市的城址。中共中央、国务院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决定是在2017年4月1日做出的。在西方社会，4月1日是愚人节，在这一天人们可以各种方式搞笑、造假、愚弄或者欺骗。对于笔者来说，这个决定应该是愚人节的搞笑，是习近平对中国人的愚人节搞笑。
三、雄安新区选在“冀中凹陷”
从2014年7月习近平告诉保尔森先生算起，建设雄安新区的设想起码已经有近五年的时间了；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7年4月1日做出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决定算起，也有两年的时间了，虽然最高决策层很重视，给予雄安新区的行政级别也很高，配置的城市规划力量很强，投入的资金不算少，但是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一直十分缓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