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号，作为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的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发了一张对比图，"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点燃了微博的一场战火。在这张图下，叫好的留言和批评的留言互相对峙，旗鼓相当。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对此进行转发评论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对沈逸进行转发回应之后。沈逸认为"中国长安网"的表态没有什么问题，并将那些同情印度、批评"点火"的网友称作"圣母婊"。胡锡进对沈逸的言论不以为然，他认为，"普通中国人"在网上对印度冷嘲热讽没有问题，但官方机构的账号发表这种类型的言论则十分不妥。
在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里，胡锡进有着"胡叼盘"的"美誉"，即不管中共官方出了什么样的政策和表态，他都能在网上将其圆回来，并博得"爱国阵营"的一致喝彩，有时角度之刁钻，让人啧啧称奇。可这一次，胡锡进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翻车，掀翻他的不是所谓的"恨国党"，而是作为他长期基本盘的"爱国者"，这些人宣称，胡锡进的"公知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胡锡进没有删除掉这个微博，但抨击的浪潮可能让他不堪其扰，他最终关掉了它的留言。
在这一系列攻击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来自一个叫做"子午侠士"的网络大V。这位大V的微博长期和"上帝之鹰"和"孤烟暮蝉"保持着极高的联动性。在"肖美丽事件"中，他们率先将事件的焦点从"室内抽烟"转移到"港独"，并领导了对肖美丽、郑楚然等女权主义者的网暴行动。最近他又将火力对准了LGBT群体，声称他们误导了青少年。5月2日，子午侠士高调地站队沈逸，对胡锡进发起猛烈攻击。不仅如此，他还挖出了环球时报记者陈青青在推特上针对"点火"发表的英文评论"做这样的对比实在太荒谬"，指控环时在外网"拱火"，暗示胡锡进是"两面人"。值得一提是他这样的一条微博："有个公知粉问我：你以前不是骂过长安剑吗，怎么现在又替长安网说话，俩账号是一拨人啊，怎么兴你骂，就不许别人骂？没错，人民可以骂他，但敌人不能骂他。我们骂，是因为他有错，你们骂，就证明他做对了。就这个理，不深奥。"
这种体制外的"爱国者"对体制内知名人士的攻击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其中有一位叫王陶陶的前媒体人，对这件事的评论极有代表性："胡锡进代表的是有大局观、有纪律的爱国舆论；部分围攻（不是全部）胡锡进的代表的是自行其是、无纪律的北一辉式'爱国舆论'；这次两种思潮的对决是必然的，因为有人想从政府手里拿走爱国主义的定义权和领导权，表面上是无足轻重的网络之争，背后则是诠释权和领导权之争，如果这种思潮失去控制，北一辉式在军人、基干、大学生中主导爱国群众的风险就会出现，二二六风险就可能成为现实。"
北一辉是日本皇道派背后的精神领袖，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正是二二六事件的思想指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理念与"国家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初，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比如限制私有制、劳动者参与经营分配、八小时工作制等，又有国家主义的成分，比如鼓吹对外扩张等"国家的权利"。1936年2月26日，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层的"统制派"进行刺杀，意图政变，最终失败。参与者被宣布为"叛军"，多人被判死刑，军队内的皇道派势力被统制派和反皇道派联合一举压倒，没有参与什么直接行动的北一辉、西田税也被判死刑。
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背景、历史和特征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存在着以下的客观因素，比如国际间的对立和战争危机的紧迫；国内政治的不稳定，议会和既成政党的腐败、无能、无效等病理现象蔓延；由于各种社会组织僵化，丧失了其自动恢复的能力；阶级斗争以及政治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大量的失业，并出现大量的从本来的阶级以及职业技能组织中脱落的分子。这些危机在精神方面也有如下表现：面对紧张的社会革命，资产阶级产生的恐怖感不断扩大；农民和城市小市民对无产阶级组织斗争产生嫉妒和反感；知识分子与技术人员的虚无主义和对政治的不关心（冷漠）；大众媒体切断了知识的系统性，丧失了方向感；对合理调整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感到怀疑或绝望；为了补偿对现实绝望和无力感，期盼出现有绝对威信的超级领袖。
当下的中国和战前的日本不能做简单的类比，但在我看来，王陶陶对两种爱国舆论的判断是准确的。体制内的人员遭到"爱国者"的围攻并不是第一次，在过去的一两年里，方方、梁艳萍、王小妮和罗新等体制内人员都遭受过爱国者的围剿，但胡锡进的地位不一样，用王陶陶的话来说，胡锡进是"爱国舆论领袖"，不仅代表有大局观、服从性强、有纪律的舆论队伍，而且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他这一次的表态，其实是在"努力配合近日的对印试探性争取外交举措，做涉外舆论工作"。胡锡进"表面上是媒体人，实质上代表了部分政府权威，对胡锡进的围攻，其真正实质是这部分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挑战政府威信的必然尝试"。
有趣的是，另一位身份特殊的国家主义大V兔主席，在发表了与胡锡进相似的看法以后，同样遭到了"爱国者"的围攻，也同样关闭了（微信公号文章的）留言。兔主席原名任意，是傅高义在哈佛的学生，也是任仲夷的孙子，血统纯正的红三代。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和2020年的全球抗疫中，他以极高产且带有一定理论性的评论收获了大批粉丝。最新的《西安游、中印"点火"、日本核污水及官方媒体／声音》有上下两篇，分5月6号和7号两天发，上篇措辞较为严厉，下篇则带着苦口婆心的语气，原因为何，不难想到。在上篇里，任意十分罕见地对普世价值（他所谓的"内核价值"、"始祖价值"、"基本底线"）进行了论证，尽管这个普世价值并不是自由民主，而是人道主义（尽管他没有用这个词）。他甚至用了一些十分康德主义的话语，比如："我们的道德选择是基于道德，而不是构建在物质和利益基础上的。""我的道德选择是一贯的，我不会因为对象的不同、场景的不同、利益的不同而做不同的道德选择。""我不会因为对方的反馈／反映而改变我的道德选择与行为。"这些话与他以往的话语大相径庭，以前他多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抨击西方的制度和观念，虽然不时化用一些西方的理论，但基本是为前面的目的服务。在下篇，任意尝试从外宣策略的角度讲清楚为什么一方面要区分外国的政府／政客和外国的人民，另一方面却要中国的官方人员克制和谨慎，因为外国是将中共官方所有部门视作铁板一块的，任何一个官方人员的不恰当表态都有可能引发外交事故，甚至影响"国运"。
任意的文章立足点很高，从人类道义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去对自己的受众进行劝诫，尽管他像胡锡进一样强调"网民怎么骂都可以"，但还是在一些地方流露出他对这些人的鄙夷，并两次将这些人称为"民粹"。将这两次出现的地方合起来看，是一个相当辩证的表达。他说，有些部门的官方账号为了"川普化的刷流量"，会"说一些非常民粹、讨巧但不严肃、不登大雅之堂、粗俗、有争议和带有冒犯性的言论。"然而，"中国体制相比美国和西方体制的一个很大优势，正是我们的政治家不需要为了选票迎合民粹而做短期主义、符合政客个人利益的事情。我们的政治家可以做长期主义的事情，这正是我们的制度优势。"这说明，任意也像王陶陶一样，越来越觉得民粹给国家的长远发展带来了负累。
不难想象，这样的言论当然无法让这些"民粹"买账。"圣母"、"公知"、"理中客"、"跪族"这些曾经用来批评"恨国党"的话像雨点一样打到任意身上。坊间有人戏言，中国的"统制派"和"皇道派"终于成型了。虽然中国的国家主义从未是铁板一块，胡锡进和任意也并非没有遭受过来自"爱国阵营"的批评，但这两人的"被公知化"，说明民粹派国家主义越来越不受建制派国家主义的控制，不管我们对这两派如何命名，不管胡锡进和沈逸一起唱多少次《团结就是力量》（5月7日，他们一起转发共青团官微发的《团结就是力量》，以示和解），谁也无法掩盖国家主义已经分裂的事实。
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和民粹派国家主义者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认同国家民族利益至上，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都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都厌恶公知和"恨国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建制派国家主义者对民粹派国家主义的察觉会有所滞后，在此之前，他们更多将后者看作情绪更为激动的爱国者而已。建制派国家主义者，不一定是体制内的人，民粹派国家主义者，也不一定不是体制内的人，但在体制和"人民"之间，前者更倾向于体制，后者更倾向于"人民"，但这"人民"的定义是要由他们来决定的。这就是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所说的"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子午侠士的那段话最好不过地揭示了他的民粹派国家主义立场："人民可以骂他（长安网），但敌人不能骂他。我们骂，是因为他有错，你们骂，就证明他做对了。"
